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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川：绝对会改变，这才是有意思的东西。你创造了电影，电影也在创造你。你发现了一部电影，但电影也发现了你内心的一块东西。你们俩在互相成长。
杨 澜：人们在提到中国新一代导演时，通常会把你的名字放在很前边。但感觉上好像你并不想拉帮结派，再组织一个什么运动或者是形成一股什么潮流，是吧？
陆 川：原来我真的相信很多规则。比如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是一定是正确的，少数服从多数，等等。可是到30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法律是人制定的。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地修宪不断地修改法律？是因为还有好多没有涉及到的地方。我就开始质疑很多事情。现在好多人说中国电影体制什么什么，原来我在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每天都在想这些问题，中国电影应该怎么样工业化？后来我发现我首先要解决的是我个人的突围。我觉得我能存活下来，我倒不是说大话，我觉得我存活下来，我按照我的内心去拍电影，我觉得中国电影就有一份希望。
在1995年到1999年的4年时间里，陆川辞去了稳定的翻译工作，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电影厂，担任副导演和编剧工作，做了十多年的电影梦似乎正越来越近，然而，犹如一个企图爬上高楼的呐喊者，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刻，他突然发现自己失语了。
陆 川：我父亲开始挺不能接受的。当时他说，我们单位这么多导演都是从副导演开始干的，你为什么不能先做副导演？当时有很多做副导演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我就不接。为什么要去给别人做副导演呢，我已经做过一次了。
杨 澜：我觉得你这种想法非常不具有示范性，不要给我们观众中很多文学青年或者电影青年造成误导，以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上来就做导演。
陆 川：我觉得要做一次副导演。我做过一次，但是这一次很漫长，8个月。做一次电影的副导演，见证了所有电影界的黑暗。我必须得这么说。你见过太不拿电影当回事的人了。所以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而且不是你拍电影你就牛。我帮电影导演去洗印胶片的时候，有一个景象印象极深。洗印厂有块特别大的黑板，我去送胶片的时候，看到有100多部中国电影的名字列在上面，拿粉笔写的，绝大部分都是你永远看不到的影片，拍完就扔片库里，就为了各种各样的任务去拍的，而我们的名字就写在里边。当时我可不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那部电影一定会不错，因为我们吃了太多的苦。可是那部影片的名字就放在里边，后来它也果然就像这100多部电影一样没有人提起。
杨 澜：是吗？没有公映吗？
陆 川：没有公映，就是电影频道后来放过两次，但我们做了8个月，在甘肃，非常非常艰苦，当然没有《可可西里》那么难，但是非常非常难，也是冰天雪地。
杨 澜：这就是残酷性，你付出和结果是没有关系的，某种程度上来说。
陆 川：电影跟吃苦没关系的，你再嚷嚷你多苦，但你要没有智慧的话，你就应该洗洗睡。真的是这样。我做完整个这8个月的时候，其实很痛苦，我突然觉得很多东西被打碎了，捏不起来了，但后来发现其实打碎的是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你曾经以为所有人都应该穿着礼服工作，都是很优雅的。
杨 澜：红地毯上。
陆 川：其实不是，在中国做电影就是站在泥里，甚至赤脚站在冰天雪地里。但你得干出好东西来。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经常会有这样一种困惑，他们继承了上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也有着下一代人的躁动和不安，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他们学会了接受生活。或许，也正是这样一种特质，使得陆川具有一种天生的平衡能力，在商业和艺术，个性和主流之间完成了较好的融合。而这，似乎正是眼下中国影坛所缺少的。陆川说，电影界不单是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代人在争取属于自己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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