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六章（1）

    家公只是心里一时气愤，说要把家婆母女当晚带出陶盛楼老家庄院，远走高飞，其实他没有那个勇气，也没那个能力。家婆心里也明白，根本没有听家公的话，收拾行李。不过一九一九年夏天，家公刚刚在北京经历了一场大动乱，确实与以往大不同了。

    家公在屋里走了一阵，终於停下来，看看家婆。然后坐到床边，坐在家婆的身旁。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你莫害怕。＂他小声说。

    家婆憋住气，心跳起来。她想不来家公可能会讲给她听一个什麽样的故事，但是从家公紧张的神色上，她能预感，一定是一种什麽危险的事情。

    那是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中国的代表去法国巴黎参加世界大会。我们中国也是战胜国，可是签定和平条约的时候，我们中国受到不平等待遇。西方列强一意要瓜分中国的土地，不把战败的德国在我们山东的权利还给中国，反而都转让给日本。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得知了，我们不答应。

    那天我们在学生食堂刚吃过中午饭，廖书仓跳上一个桌子，挥著胳膊大声说∶＂今天晚上我们在法学院的礼堂集会。我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我们要把国家兴亡担在自己的肩上。要麽中国，要麽死。＂

    廖书仓写一手好字，学校附近很多商店请他写招牌，所以在学校里外都很有名。大家都认得他，都听他讲话。我觉得浑身有一股热血在冲腾。

    学校里常有集会，同班周常先有时约我去参加一两次，他也是湖北老乡。那天晚上北京大学学生，还有很多别的学校的学生，聚在我们法学院的礼堂。有些同学上台发表演说，我在台下，离得远，听不清台上人说些什麽。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在喊叫。我从来没见过这麽多青年人聚在一起，大家怀著相同的心情。一个同学跳上台，咬破他的手指，把他的衬衫撕下一块，在上面用手指上的血，写下四个大字∶还我青岛。他满脸是泪，在空中挥舞著他的血书。青岛是山东的一个地方，巴黎和会要中国把山东割给日本，怎麽不让我们感到悲愤。见到那血写的旗子在台上飘，学生都哭了，拼命呐喊∶还我青岛！还我青岛！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和许多别的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走去天安门。我们拿著小旗，呼喊口号∶＂中国的土地不给日本。＂＂中国人民宁死不低头。＂

    原计划到天安门南边的外交民巷外国领事馆去抗议，警察封锁了道路，我们就转向赵家楼。两个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官员，一个姓曹，一个姓张，住在赵家楼。我们听说他们准备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就去他们家示威。

    我们在曹家门前停下，把小旗隔著墙丢进曹家院子里。有的学生爬上墙外的树，跳到院子里，打开了大门，大家便涌进那院子里去。我个子太小，怎麽也挤不进去，在门外急得要命。一排警察挡在房子门前，想要挡住人群，但是做不到。

    一个穿学生装的高个子同学举著手，大声问那些警察∶＂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他从树上跳进院去的时候受了伤，大股大股鲜血顺著他胳膊流下来，滴在地上。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人体流血，腿都觉得发软，可是我不能离开，我得在那儿斗争，我得救中国。我也根本离不开，身边全是人，挤在一起，根本谁也动不了。人群在街上，院里，挤来挤去，人人脸上是泪，个个喉咙喊哑。

    突然墙角起火了，火苗往空中窜，人喊起来。有人吓坏了，有人想离开，有人嚷著找水救火，有人叫著要抢救书房里的书。可是火燃起来，借著风，一下子就上到房顶。院里院外的人都慌了，涌著挤著往街上跑。帽子，小旗，书包，丢了一地。

    马路上，新开到的大批警察，排著横队，端著长枪，向学生人群逼近。我身边有人摔倒，拼命叫救命，有人挺著胸膛要挡住警察的枪，有人在人群里找哥哥弟弟。警察一路走，见人就用枪托子或者警棒打，打倒了就铐上手铐逮走。人群四散逃跑，可是没地方跑。马路本来窄，人又多，警察堵住了马路两头，谁也逃不出去。

    我挤到马路边房檐下，跟一群妇女小孩子躲在一个门洞里。我个子小，在小孩子堆里钻著，也显不出来。警察走过来，看见是一群看热闹的居民小孩，便走过去，我才算是躲过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集合在法学院礼堂里。蔡元培校长来了，他穿著黑色长袍，不像平时那样带著笑，而是铁青著脸，走上讲台，问道∶＂昨天你们有多少人受伤？＂

    没人回答。怎麽数呢，大约每个人都多少受了一点伤。

    蔡先生又问∶＂有多少人被逮捕？＂

    有人喊∶＂昨晚我们大概数数，至少有三十多人。＂

    蔡先生像是自语，又像是对大家说∶＂三十多人，三十多个我的学生，三十多个中国将来的栋梁。他们怎麽能下手┅┅＂

    礼堂礼静悄悄的，听得见一些低低的抽泣声。

    蔡先生静默了一会儿，又说∶＂现在，这不再是学生们自己的事了。现在，这是学校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了。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大家听了，都静静地走出礼堂，都低著头，没有人说话，走回教室去。蔡先生站在台上，一动不动，直到最后一个学生走出礼堂。

    那天我们的课，都没法子上。教法律的张教授，是国家捡察院总捡察长。他不能继续讲课，学生都围著他，问他昨天发生的情况合不合法。张教授说∶＂我是在职法官，对昨天的事件，不便发表个人意见。我可以说的，只有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

    第二节课是宪法。锺教授走进教室，把书放到讲桌上，低著头，什麽都没说，足足五分钟，才抬起头来，说了一句∶＂我们中国┅┅＂就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