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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国同遭外患之际，中国内忧也传到了越南。同治六年（1867），广西太平与镇安两府的辖地内土匪蜂起，政府军大力清剿，大部土匪败溃，进入越南。次年（1868），越南国王给中国广西的巡抚苏凤文写信，要求代向北京上奏，请中国出兵帮助剿匪。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鼎鼎大名的冯子材老将军出场了：他时任广西提督，接诏后经一段时间整训，率十三营的兵力开进越南。
冯老将军显然战绩不俗，先是打败了土匪头子吴鲲所部。吴鲲被火药枪打伤，自见无救，喝孔雀血自杀了。其余的各股大多选择了投降，其中有后来与冯子材齐名的刘永福。虽然说这刘永福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又反了一阵子，但在对法作战中还是表现出色而致青史留名。
在中国军队在越南剿匪之际，法国也没停止对越南的占领。同治八年（1869），割占了安江、河仙、永隆三省；十二年（1873），法国军舰溯流而上，开到河内省。法国军舰尚未开到之际，大清军队正准备撤回。法国军舰一来，越南国王没了主意，他问大清总兵官陈得贵该怎么办，陈得贵说：“派一队军兵监督他们，放进来算了，看他们有什么打算。”
法国军舰开到了河内省府治地，大清中央闻讯，震怒，下令革职处分陈总兵并由军中将领审讯其罪。法国人可不在乎大清哪位将军被革职，他们更愿意利用中越边境的大清土匪帮他们在越南闹事。一时间，土匪们得洋人资助，大为炽盛，打得越南好多地方官员都献城投降了。倒是越南太原省的省长比较精明，他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招降再叛大清的刘永福，对抗大清在越匪帮。
刘永福不但把匪帮打散了，而且还俘虏了法国海军将领安邺，并砍了安邺的头。法国人大为胆怯，越南国王阮福时也怕三方混战不可开交，敢紧与法国人议和。法国人也就名正言顺地以保护侨民及使（领）馆的名义，进驻兵越南的河内与海防等地了。
看来，中法正面交锋已经在所难免了。其间，刘永福也由大清土匪变成了越南官员，被越南国王任命为三省提督，真可谓“时势如浑水，英雄摸大鱼”。刘大英雄直到民国六年（1917），才以八十一岁高龄辞世。清王朝完蛋时，他策动过广西独立；袁世凯称帝时，他欲率军讨袁，只是年事已高，不幸辞世。这些都是书外闲话，不提。
到光绪七年（1881），法国借越南窥伺大清云南与广东的意图明显，曾举报陈得贵丧权辱国的广西巡抚刘长佑，已经升为云贵总督，他写长信给中央权力核心，要求国家关注越、法现状及变化，特别是将对大清宗主地位产生的影响。他写道（今译，有节略）：
“边境诸省份是中国的门户，外藩诸国是中国边境的安全篱笆。如果安全篱笆被人拆除，中国的门户就陷入危险的境地，门户陷危也必会波及中国中心地区。越南，是云南与广东的唇齿。西洋各国自从在印度、新加坡与槟榔屿设商埠以来，法国对越南垂涎已经很久。自从《西贡条约》签订以来，法国人就占据越南的各个要塞，并与中国窜逃到越南的悍匪黄崇勾结，谋夺越南的东京市及其他如谅山等地，又打算占据越南与广西边境六百里长的地带，驻扎军队。多亏已故穆宗皇帝信任我，得以抗击法军，已成今天对峙局面。
现在，我每每询问驻守边防的将领，他们都通过情报研判：法国人志在夺取越南全境，以便打开中国云南与广东的边境通道，进而向中国的湖南与四川西路挺进。他们狡猾的战略图谋，确实是中国的切肤之祸呀！又闻：法国打算增拨在越南的海军经费，下议院正在筹借二百五十万法郎，用来专门经营在越南东京湾的法国海军。另外，法国人已经把柬埔寨人收买了，法国正打算修西贡到柬埔寨的铁路，以缩短走海运的路线。
中国云南南部已经完全暴露在法国势力的窥伺之下，自同治以后，我国虽平定了绝大部分的云南叛乱，但是土匪余部的中坚分子或是潜逃到越南山谷，或是投靠了法国人，在商埠谋生。这样，中国军队的虚实情况、边境的地理形势，全都无机密可言了。目前，又不时有法国人潜入云南，观察地形。这是危险的征兆。如果法国占领越南全境，流窜到越南的中国匪帮必然引导法国军队入侵中国边疆省份，以宣泄他们对政府的仇恨。
我职任边疆大臣，与外敌的距离很近，不敢不将所有情况报及中央。”
中央闻报，因各种事务堆积，特别正集中处理与沙俄的交涉，难以一时理出头绪，没理睬刘长佑的汇报，史称：“奏入，不报。”
“越南亡，中国危”的预见不唯刘长佑看到了，曾纪泽亦早在两年前提醒过国内士大夫。光绪五年（1879），法国海军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双方订立《顺化条约》，越南等于全部纳入法国势力范围。曾纪泽便写《中国先睡后醒论》，称：“后有侵夺该藩属土地或干预内政者，中国必视此国为欲与我弃玉帛而事干戈矣。”
在提醒国内知识界并向外国示警的同时，曾纪泽也向大清帝国的权力核心建言：“法国想吞并越南的打算由来已久，绝对不是外交辞令与谈判所能解决的事情。我国海军已有起色，如果调遣几艘军舰往越南去，敌人会有所顾忌，这样也能避免给我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大清王朝内部有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主张抗击法国在侵势力，以保全西南边疆，但北洋大臣李鸿章却明智地看到：越南人实际上已经看不起大清帝国，早倒向了法国一边；大清军队再替越南阮氏王朝出征，与法国开战，也会导致中法直接对抗，结果是“扰乱各国通商全局，似为不值”。法国方面在全力经营越南之时，也考虑到大清帝国的面子问题，就在刘长佑上奏防法策之后，法国外长指示驻华公使宝海要慎重对待清廷的反应，称：“小心谨慎地行事，以避免北京朝廷产生不满，反对我们。”
该年（1881），李鸿章与宝海会谈，达成谅解备忘录：法国保证不侵占越南土地，只以通商贸易为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北圻分界而治；中国军队撤回本国，越南开放保胜（今老街，与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紧邻）为商埠。就这个备忘录总体来看，是大清帝国主动妥协的结果。因为中国西北边境稍安，东南海防仍未强大，兼之海军无作远洋作战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结果呢，北圻一带之北仍有中法在越南势力的缓冲区，法国也终于得到中国西南门户外的一个贸易据点保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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