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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清帝国承接古老帝国政治尊荣的朝贡关系,更多的情况下,也是帝国的负担。对于安南(今越南),大清帝国也时有匾赐,如康熙皇帝的“忠孝守邦”、雍正皇帝的“日南世祚”、乾隆皇帝的“交南屏藩”,但麻烦的问题是:作为宗主国,不得不被“屏藩”的内政黏住。
那时没有“干涉内政”这一说,恰恰相反,你不干预,它也得套住你。
早在明朝正德十一年(1516),越南发生了一起政变:一位叫陈暠的高级官员(称为“社堂烧香官”,大约相当明朝的太常寺正卿)杀了国王莫晭,自方为王;莫晭的另一位大臣(武将,称为“都力士”)莫登庸讨伐陈暠,杀了他,另立莫晭的侄子莫为王。
正如中华帝国混乱王朝的不休政变一样,这场政变并没就此而止。六年后,嘉靖元年(1522),莫登庸把莫赶下去,自立为王。莫的儿子黎平(已改姓)占据清华一带,另立一国。经过漫长的对立,莫登庸家系的势力逐渐衰落,只占有高平一郡之地。
与莫登庸后人的衰落相比,黎平的子孙们日益兴旺。中华帝国纪年到了大清康熙二年(1663),黎维禧向大清帝国进贡,对过来的册封表示感谢。得了中华帝国的册封,次年(1664),康熙派出内院侍读(正部长级顾问)李仙根、兵部主事(副部长级干员)杨兆杰,册封黎维禧为王,并在诏书中告诉黎氏政权要给莫氏割据者莫元清一个活路,将高平郡的土地与人民全都划归莫氏,并指令一个国家内的两个政权:“各守其土,尽而藩职。”
经过权衡,黎氏政权遵从了大清帝国的调解意向,在六年的时间里,陆续将约四个县的土地和人民均划给了莫氏政权。专职礼臣李仙根似乎认为这样还不算公平,希望康熙皇帝下诏,让黎氏将保乐、七源二州及昆仑、金马等十二总社(相当于中国的县)划给莫氏。大清帝国中央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过深卷入越南内政,没同意李仙根的建议。
黎维禧划给莫元清土地,本心上是不情愿的,到了他死后,其弟维定继位,信中多带埋怨情绪,委婉指责宗主偏袒莫元清。在信中,黎维定提到了一个细节:“至莫元清懼臣讨罪,潜入内地投城,康熙八年,奉命还高平,臣维禧钦奉君命,敢不懔遵。”
为了实现国家统一,黎维定一改其兄允许两个政权并存的国策,决心请得宗主同意,武力征服莫元清集团。为了证明莫氏不服大清宗主,黎氏集团还搜集了一些莫氏反清的证据。大清中央对此还是十分谨慎的,经过几个部的联合调查与研究,结果认为黎维定提供的证据可疑,事情以“具题再议”的名义悬了起来。
此事发生在康熙十三年(1674)。
但是,等到吴三桂反对撤藩的叛乱事件发生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康熙皇帝以康熙十六年(1677)专门发谕给已继承王位的黎维定之弟维正,要求越南方面与大清中央保持一致,防止吴三桂势力进入越南。其曰:“尔国壤地相属,素暗形势,王其遴选将士,协力歼除,懋赏荣褒,朝有令典。钦哉,无负朕命。”可以肯定地说,黎维正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对付吴三桂的任何一支进击力量,但是吴三桂志在中原,他根本就没向越南开辟退路的战略选择。所以,黎维正战战兢兢地经过两年的防守,得知大清政府军转入全面反攻得手后,兴奋地给宗主皇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也全然没有了原来的抱怨。
在信中,黎维正又“捎带”上了他的政治仇敌莫元清,当然了,从写作技巧上得从批判吴三桂入手:“逆贼吴三桂,变乱数年,阻臣贡路,且再三诱胁,迫令服从,区区愚患,未敢逆节。乃有逆臣莫元清与三桂密相缔结,潜入高平,图为掩袭。今愿仗天威,追擒逆党,明正其罪,以固屏藩。”
此信写于康熙十七年(1678)十一月,大清对吴三桂的战争,转入了反攻态势。时在战争期间,康熙皇帝无法搞清莫元清是否与吴三桂有勾结,只好以保黎氏集团不与大清帝国决裂为上策,便对黎氏征讨莫氏的要求予以认可。
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黎维正见大清政府军胜局已定,送贺表祝贺政府军收复福建与广东,又按进贡的惯例献上土特产。康熙皇帝借机做了顺水人情,免除了一批进贡物品,如白绢、降真香、中黑线香等。第二年(1683),康熙皇帝派出专使两人,正式册封黎维正为“安南国王”,并亲写“忠孝守邦”匾额赐给黎维正。康熙皇帝笼络黎维正的另一个外交手腕,比送块匾更厉害,让专使去祭奠黎维正的两位国王亡兄,使黎维正大为感激。时当黎氏集团与宗主关系迅速升温之际,莫元清病故,继位者其弟莫敬光又让黎氏的军队逼得没地方跑,干脆投奔大清帝国。帝国不再如往日仁慈,把“率众来奔”的莫敬光及所部给遣送回安南。其结果可想而知。至于其中细节如何,自不必烦叙《清史稿·属国二·越南传》的一句“莫氏遂亡”,就足够了!
黎氏借助宗主帝国权威维持的统治在一百多年后,被新兴势力阮氏代替。乾隆五十四年(1789),大清帝国承认了反叛者阮氏,派出专使,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
帝国的历史本来就隐含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逻辑。正如日后的琉球渐为日本势力染指一样,安南几乎就在阮氏集团成为事实统治者之际,也为法兰西帝国所染指。法王路易十六,就是日后被法国大革命处于绞刑的那位国王,决心占领越南并借此进入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东方帝国”。并且,这计划并没因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而中止,在大清帝国开启同治时代之前,法国已占领了越南南部六个省份。据《清史稿》记载:“同治元年,法国拿破仑第三以海军大举伐越南,夺茶麟港,约割下交趾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开通商三口,赔偿二千万佛朗,许和。”
作为“藩屏”的属国与宗主国遇上了同样的麻烦。这一年(同治元年,1862),“约割”的“约”是决定越南近代命运的《西贡条约》,它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可谓异曲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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