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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巡抚王文韶不同意海防为重的战略，坚持认为：迅速收复新疆，将沙俄势力赶出西北，西方各国就不敢在东南轻起事端。王文韶的论点为也主张洋务但在实力上能与李鸿章抗衡的楚军领袖左宗棠进一步发挥，在王文韶提出巩固（收复）西北建议的四个月后，光绪元年（1875）三月十五日，左宗棠写就长篇上疏。他说：当前局势，必先消除俄国人的企图，把新疆的民乱平下去，使沙俄不能浑水摸鱼；要收复伊犁，就得先夺回乌鲁木齐。不如此，陕、甘会有危机，山西直隶乃至内外蒙古也会生变；所以，西北与东南不可偏废，只要相机行事，两者可最后兼得。
由于观点大相径庭，李鸿章曾对左宗棠大加指责，说他不顾国家安危，一意孤行。为了回答这个责难，左宗棠在长篇上疏的最后说：我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本不该挑起反击沙俄的重任，以求贪天之功；但是，俄国人占稳了伊犁之后，再借阿古柏占住喀什噶尔的掎角之势，势必产生日侵百里的后果。我不会计较个人身后名声，所以冒死一拼。
争执到最后，由于原来力主海防为上的总理衙门要员文祥转而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策遂定。一年半后，左宗棠将阿古柏驱逐出新疆，收到阶段性的成果。又经过长达三年多的武力施压与艰苦谈判，中俄双方在俄国的彼得堡签订了《伊犁条约》，时为光绪七年（1881）正月二十六日。
到光绪十年（1884）十月，新疆正式被设为行省。大清帝国以牺牲海军的阶段性发展，换来了帝国的最后一次荣光：新疆从此永入中华版图，世界无议。
左宗棠可以说是大清帝国覆亡前的最后一个奇才。他不像沈葆桢那样，有进士出身的硬文凭，只不过在他二十一岁时即道光十二年（1832）拿到了举人文凭。而后，三次从湖南湘阴老家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都没考上。于是，他不再希望走当官的道路，转而专心地理与兵法，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再加上他爱吐豪言壮语，也就在名人间有了风闻。但是，到年近四十岁时，仍没谋求到一展身手的机会。太平天国的反叛活动及大清帝国后期的衰落给了他机会，在帮助曾国藩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无可比拟的机会，借曾氏势力，他组建起了日后赫赫有名的“楚军”。此地方部队堪与曾氏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相提并论。靠着这个半私人半官方的军队，他积累了强大的政治资本。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左宗棠获封一等恪靖伯，与李鸿章获封的一等勇毅伯同为一时显爵。因此，他驳论李鸿章的话语是有分量的。左宗棠是负才自傲的人，他也以“多智略”而著称，但前者似乎为主。曾国藩是提拔（保荐）他的恩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与曾国藩“时合时不合”。只是到了最后，曾国藩死了，他给予的中肯评语，让世人大为叹服，又可见其智略。他说：“与曾国藩的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我自愧不如。”
在左宗棠稳住新疆（1877）到收回伊犁（1881）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海军虽然因经费问题受到严重挤压，如光绪六年（1880）上海厂停止造轮船而只造枪炮，但是造船方向也出现了调整。同在此年，福建厂放弃造木质军舰的工程而专造快船（炮艇）与铁甲舰（小型战列舰）。
西北边疆无大事之后，李鸿章又行扩军之策：在大沽设立水雷营与水雷学堂，在旅顺设立水雷鱼雷营并添置挖泥船，在威海也设立鱼雷机构，称之为“鱼雷局”，并开建一个机器厂和供应军舰燃煤的“屯煤所”。
这一年，大清海军算是真正有了近代海军的样子，制出了海军专用的舰只国旗，史称“定兵舰国旗质地章色之制”。
不幸的是，这一切努力好像是专门为挨打准备的。不久，大清帝国与法国在越南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引发了马尾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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