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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个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看，不乏现代政治因素，但是它终究无法摆脱传统的强大制约。面对强大的制约，“技术性”的改革即改革中的策略成分几乎替代了改革本身。这种窘境不只是晚清时代偶然出现的政治现象，而是整个大清帝国中前期思想资源极度匮乏的一个远期成本分摊而已。没有可靠的思想资源，必然产生鬼话连篇的“思想现象”。纪晓岚的历时十年写作的《阅微草堂笔记》，正是大清帝国的鬼话经典。
纪晓岚，是个被现代戏说几乎写滥了的人物，已经给人们造成一个大体一致的文化印象：幽默、急智，乃至于尖酸刻薄。
纪晓岚生于雍正二年（1724），卒于嘉庆十年（1805），享年八十二岁。早他三十年出生，活了八十岁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弗朗斯瓦·魁奈（受庇护他的侯爵妇人庞巴杜夫人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发生浓厚兴趣，尤其推崇《论语》），与他的某些表现或曰“技术手法”比较相似；魁奈是法王路易十五的御医，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地位推销新思想。这些新思想披着旧制度的外衣，在广为推销时，不会使听闻者心惊肉跳，更直白地说：把想要说的话全说了，但又不用担心进巴士底监狱。
顺便应当说明的是，虽然中法两位思想家在一个世界上共同生活了五十年，但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没有读过对方的文章或书目。那个时代的世界性特征就是如此！纪晓岚并不具备魁奈那样的“革命性”，而是悄悄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推销自己的“思想密码”。他的密码产品是他的私人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简称“阅微笔记”），阅微笔记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对自己帮助乾隆皇帝实行焚书政策的行为进行忏悔。这部忏悔录并不像西方传统中罗马帝国时代的奥古斯丁、中世纪的阿贝拉尔、启蒙时代的卢梭那样，一定要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而是利用中国文人一贯的隐喻方式来表达，笔记、野史、鬼话、寓言可被选为载体。
在纪晓岚的生命后期，他借助一种传统可以接受但又完全不合于正史的方式，来表面上宣传因果报应式的道德训示。这个方式是“说鬼话”，整个阅微笔记讲的都是鬼故事。
之于儒家传统，《论语·述而》有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于文人的个体存在，私下写作还是被允许的，尽管有不少人为此掉了脑袋。从纯粹历史逻辑分析上看待阅微笔记，它有两点几不可理喻：其一，它何以产生在大清帝国屡禁野史、小说的年代里；其二，纪晓岚名为道德训示、实则离正统道德愈见遥远的写作，何以迅速传播。细细掂量，能说“鬼话”以因果劝世风，大体上是借助了大清皇族笃信佛教的政治强势；至于阅微笔记在刚出之后一纸风行，乃在于《四库全书》之成书过程使大批书目遭毁坏，民间可读作品甚少，偶有新作且作者又有显赫的官方地位，故读者争相传阅。仅就后者来论，纪晓岚应该是个十分出色的投机商。至于他的阅微笔记分五次刊出，他赚了多少版税，今已无法考证。其实，揭开他借鬼话讲道德的合法性外壳，人们也不难发现正统的中国文人中也有“说鬼”的习惯。苏轼即为一例。南宋叶梦得在其笔记《避暑录话》中，就记载了这个典故，其曰：东坡贬黄州，无所事事，每每闲宴，即请宾客谈鬼怪之事。
纪晓岚在其思想由尊佛而崇道后，也引用了这个典故，他以“观弈道人”别号写的诗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以五辑本的阅微笔记看，初见“观弈道人”之落款，在第三辑即《槐西杂志》上。《槐西杂志》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此时纪晓岚已经六十九岁。以“观弈道人”自号，可算正式入了“道门”，何况道家又多钟情于鬼神之事呢！一经入道，自然就会轻视儒学，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蜕化分子”。在他的另一首署名“观弈道人”的诗中已有明确表示：“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细细梳理纪晓岚之阅微笔记，靠儒学起家而功成名就，以后又高调批判程朱理学，不可不算作一件奇事。
晓岚，是他的字，他本名昀，以字行于世，生于雍正二年，在乾隆时代中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四库全书》的编纂本质上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焚书活动，据后人考证：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共销毁书籍十五万一千部，涉及三千一百多种，又有书版八万块被毁。这个统计，还没计算被部分抽取内容的书目即违禁部分被撤下、烧掉。整本的违禁书及从整书中抽下来的违禁部分，全部集中到紫禁城内的武英殿集中烧毁。一代著名文人成了乾隆皇帝文化犯罪政策的“共犯”。对于纪晓岚来说，这是一笔文化孽债，也是一项心理负担。在这个心理状态下，纪晓岚要为稗史留一条活道儿，尽管他的阅微笔记完全是“鬼话”而不是涉及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判。他仍借助因果佛说的合法性外壳，一下子把批判矛头对准了程朱理学，即“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所谓洛闽，是指宋代洛阳人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及曾居闽地紫阳书院讲学的朱熹。此处“洛闽门弟子”指纪晓岚时代的理学家。）
“稗史不入正统”本为常识，而以重复常识之举向程朱理学的清代继承人递话，无非是对自己居正统儒学之位而焚书的恶行的隐喻性忏悔，即一次彻底的“学术反动”或曰清算自己的前非！他借着篇篇鬼话，由焚书者变成了“违禁者”。在此，试观清家立国以来之文化政策，即多施针对异史野记、小说琐语（鬼话）的禁忌：
1.顺治九年（1652），下诏：“严禁琐语淫词，违者从重究治。”此中“琐语”当为笔记体小说、杂志无疑。
2.康熙二年（1663），下诏：“私刻琐语、淫词、乖风化者，查实议罪。”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五十二年，重申此禁。
3.乾隆三年（1738），责令地方政府，再禁小说；乾隆十八年，下诏禁《西厢记》、《水浒传》满文译本；乾隆十九年，专禁《水浒传》；乾隆四十五年，又行剧本检查政策。
就是在纪晓岚去世之后，清朝禁小说、野史政策亦未大变化。
《四库全书》之编辑初议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式着手为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六年成书，历十年。稍后，乾隆皇帝又诏示要誊写数部《四库全书》，以供全国几个文化重镇如扬州、镇江、杭州收藏。此后又耗时六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誊抄工作。在正式完成《四库全书》之后，纪晓岚已经六十四岁。此后，他又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编排秘籍”。至于何种秘籍，史无详证，但是此项工作很清闲，根本用不着像编《四库全书》那样要亲自动手。因此，纪晓岚就开始写“闲篇儿”。这“闲篇儿”让有学术眼光的人看起来是很矛盾的：他先说自己的“闲篇儿”《滦阳消夏录》即《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之一，为“都无体例”之作即非规范文体；而后又说，这样的作品“有益于惩劝”即是道德说教。难道较为严肃的道德说教能以“鬼话”的形式表现吗？至少在清初的蒲松龄即他的“鬼话”先驱那里，不是这么回事。蒲先生是以颠覆既存价值为目的的，一如今人所唱“牛鬼蛇神比那正人君子更可爱。”
纪晓岚公开他的笔记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此时他还在滦阳（今承德）从事秘籍编辑的监督工作。
这一年，他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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