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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当时大清帝国已经没有康乾盛世的狂霸，否则，这“四年一任”的提法必然被视为颠覆清朝统治的罪行而砍了他的头。
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身任高官的徐继畲在他五十四岁时（1848年）撰完《瀛环志略》一书，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大为赞赏。在他的心目中，华盛顿显然比一个皇帝更值得尊重，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满腔爱国热情的学者冯桂芬认为，大中华之不如西洋不是人种即天赋问题，而是人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出了问题，他指出应该“反求”即反省的地方有四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其中尤其以“君民不隔”即民众的政治表达容易传达到君主那里为当时制度方面的最大差异，因为美国人是议会制度，大清帝国是帝王家族政治。就不用说百姓的言论可“不隔”地反映到君主那里，就是体制内建言往往也会遭到训斥，而训斥臣下的进言行为正是君主“乾纲独断”、“见识非常”的表现。即便这种“见识非常”不是出自君主，也会由某个利益集团向皇权施压，导致建言者遭受不应有的打击。
郭嵩焘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并且，郭嵩焘的遭遇也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政治命运的隐喻。
郭嵩焘是进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有追随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功劳，且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他的国内从政经历丰富，处理与洋人交涉的事务多持理性。
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洪秀全诏封的森王侯玉山逃亡到英占的香港，投托港英当局保护，广东的官吏没法去追捕。郭嵩焘在日常公务中注意研究国际公法，凭借法条与港英当局交涉迫使对方将侯玉山遣返。遣返后，在广州处以死刑。
当时，郭嵩焘职任广东巡抚，同在广州城的大清要员还有两广总督瑞麟。总督是巡抚的上级，自然有抢功的优势。瑞麟为了夸大功绩，在写给朝廷的呈文中说是派兵到香港抓回侯玉山的。郭嵩焘极力阻止，说：“这样会导致外交纠纷的！”瑞麟大为恼火，不顾劝谏，将公文飞报北京。事后，果然引起外交纠纷，英国驻华使节多次提出抗议。
光绪二年（1876）末，郭嵩焘衔命出使英国并兼驻法公使，到1877年初，抵达英国。在五十一天的旅途中，按照将每天所写的日记稍作整理，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写一份，寄回总理衙门。当时国家规定：出使各国的大臣应随时向政府递交日记，日记要对所办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尽可能详细记录，以便有助于国家决策。说白了，就是一项情报工作。郭嵩焘本也是例行公事，但万万没想到仅两万字的日记在总理衙门刻刊印行后，引起了巨大争议。当时有一位名叫李慈铭的官员一见此书，立刻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位年龄将近五十岁，四十一岁才中了举的学者，最初走入仕途是靠花钱捐上的官，时称“入赀为户部郎中”。
赀，本意为罚款的意思，如秦朝法律有“赀一甲”之说，即罚轻微违法人交买一副铠甲的钱。李慈铭的“入赀为户部郎中”，就是家里向国家捐钱给他换了个民政部的司局级职务，所谓户部郎中之职。
如果按郭嵩焘所写的西方社会官员公推，他李慈铭的前程不就完了？不用说光宗耀祖，恐怕连考进士的希望也没了。对于他来说，多亏郭嵩焘受到了守旧势力的舆论围攻，他才得以在三年后混上“同进士出身”。
李慈铭没有出过国门，但他可以指责郭嵩焘日记所言严重失真，即称：“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比李慈铭更有影响力的是何金寿，他利用日记官职务接近皇帝及两宫太后的机会，上书弹劾郭嵩焘，以至于两宫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销毁书版（板）。
其中一个微妙的细节是，书版虽然销毁了，但已散发出去的书并未收缴。所以李慈铭不无遗憾地说：“有诏毁板，而（书）流布已户矣。”其实，这也多亏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大坏蛋”的慈禧太后的“抹稀泥”，因为她在郭嵩焘出使前，亲口安慰过他：“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话。”虽然说而后慈禧不得不撤回郭嵩焘，代之以曾纪泽，但是其书仍在民间流传。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则认为郭嵩焘继续当公使，会导致“人心之患直恐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而已。”也就是说，郭写日记寄回国出版的行为已经不仅是损害国家尊严的问题了（说什么我大清事事不如西洋），而且必将导致意识形态的崩溃（人人都不再认为我大清这一套是符天理的）。
这个定性，解答了李慈铭所问的“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心肝”的质问。同时，也呼应了何金寿的高调批判，何金寿说郭“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用现在的话来说，郭嵩焘就是“汉奸、卖国贼”乃至于大英帝国收买的战略间谍，云云。
郭嵩焘身在国外，虽然也耳闻国内对他的汹汹声讨，但他仍以尽职守的方式写日记，并加进自己的议论，如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十八日，他写道（今译）：
“英国国家之所以国本牢固，国运长久，全在于议院有维持国家大政方针的义务也即道德责任。他们设立市长管理人民，也是为了顺从人民的心愿。议院与市长相互对立，因此君主与人民之间的沟通就方便了。国家或盛或衰，立国千余年终不至于灭亡，而人才与学问两大国家要务也传绵不断，所以人才与学问皆为国家的维系出力。反观我们中国，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正好采取了与英国相反的政治制度，并且能够明白两者区别的人几乎没有。”
用曾纪泽去替代郭嵩焘，也是慈禧太后的权宜之计，她并不想伤害郭嵩焘，所以在曾纪泽启程前，她对曾说：“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
郭嵩焘于公历1879年5月5日乘船返回长沙（其原籍为湘阴），此年为光绪五年。恰在此年，湘阴发生了排外风潮，乡绅煽动百姓贴大字报，指斥郭“勾通洋人”。那个“勾通”可不是当做“交流”讲的“沟通”，而是暗中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含义。
1891年初，郭嵩焘病逝于老家湘阴。他的旧交，当时的权臣李鸿章奏请朝廷，鉴于郭的学行与政绩，希望朝廷给他立传赐谥。但是胆怯的光绪皇帝怕再引物议，回复李鸿章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这一年是光绪十七年，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亲收两年了。试想日后戊戌变法之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一个由如此昏头胀脑的人领导的帝国会有什么出路？连慈禧那样的铁腕人物都先是力挺而后泄劲，还用说他一个几无政治经验的小皇帝吗？
可以说，郭嵩焘的忧郁而死表面看来是寿终正寝，活了七十四岁，而郭的忧郁之死正是大清必将“寿终正寝”的预言。
大清帝国是一条船，是一条如郭嵩焘诗云“满载痴顽共一船”的那种船。无论是慈禧掌舵还是由“英明”的光绪驾驶，它的命运只有一个结局：触礁并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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