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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造出“火轮”那种西洋船来。为了确实习得造船原理及实践技术，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在福建总督任上创立福建船厂，并设立了附属于船厂的学堂。
福建的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二堂：前者学习法语，主攻造船技术；后者学习英文，主攻驾驶技术。作为稳健的洋务人物，左宗棠还命船政学堂开设策论课程即那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或曰政策设计的学问，也兼读《圣喻广训》、《孝经》之类的传统书目。到同治十二年（1873），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已经具备出国留学的基本资格，因此时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上奏：“请选派前、后堂生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
福建船政学堂为大清帝国及日后的中国贡献之大，无可比拟，故《清史稿·选举志·学校二》在介绍同文馆、船政学堂等新式教育时称：“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材，实为中国海军人材之嚆矢。”
嚆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响箭，声音比箭的速度快，相当今天说的“亚音速”。此处乃在于说明船政学堂的学生是中国海军的种子人才。
福建船厂在同治八年（1869）就造出了第一轮船，船的名字很有意思，叫“万年青”。到同治十三年（1874），大清帝国共造出了十五艘轮船。
洋务派在用轮船装备大清海军的同时，还将轮船引入商业。同治十一年（1872），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就倡议设立轮船招商局，反对者认为这样做会妨碍人力木船行业的生存。李鸿章则据理反驳，称木船行业已经衰落，咸丰年间的三千多艘木船到时下仅存四百来艘，所以引火轮办运输是振兴水运行业的好办法。
为了让权力核心支持李鸿章再施往日政治手腕，一如将西洋话说成“方言”那样，他说：办轮船招商局可将依附外国商行的中国资本吸引回来，也可以打破洋人垄断船运业的局面而为中国生民谋利益。前者爱国，后者惠民，当然得以顺利批准。李鸿章作为阅历丰富的政治人物，不仅说话有理有据，而且在细节上还十分用心。这一点，是倭仁那类虽有忠心但无实能的高级官僚所无法肩比的。
李鸿章在奏折上详陈规划，几乎达到了现在“沙盘推演”的程度，他说（今译，节略）：
“各省在上海的有实力的商人，或是自己买了轮船往来于各个港口、码头，或是带资本依附于西洋商人。如果我们中国自己设立招商局，就会使中国船运商人的所有股本渐渐归入官办体系，这样足以顺应商情而又能强我国体。所以，我计划先行试办招商，为官方与商人的密切合作打基础。一旦我国自行制造的商用船只造出来，就随时添补进来，推动交通事业的发展。
现在由江浙往北京发漕粮的海上运输，原有的木船运输已经无法提供相应运力，应当引入商用轮船参与。而且，日后粮食数量增加之后，使用轮船，也可解决运送不及时的问题。请用户部拔划练兵费用的有关标准，借钱给江浙两省，让负责运输的安徽商家借二十万缗（两亿个铜钱，每缗一千个），当做招商局的资本。资本拨下后，让招商局预交利息，利息划归贫困救济专用。在开业经营后，不管盈利还是亏损，都由商家承担，官方没有责任。
我也咨询过浙江的总督并与其协商，明年运送到北京的二十万石漕粮，由招商局的轮船海运到天津，运费及损耗补贴仍按木船标准发给。至于运米船回程中揽载货物与缴纳税收，一切如木船定例。
如果由设商局开始，轮船畅行无阻，那么我们中国内江外海的运输之利就不会都让洋人垄断了。这件事情实在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大事呀！”
李鸿章拟建轮船招商局的建议虽然经权力核心批准，但他的算盘并非拨得很如意。内阁大学士宋晋攻其根本，建议取消中国的造船业，即便是只用于军事也没必要。他说（今译）：
“国家财政紧张，对于造船这种可以缓办或可取消的投入，应当停止。造船用钱与直隶省的救济所需及京城各部办公费所需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前者一点用处也没有。国家全盛时，财政盈余多，可办些创新斗奇的事，而且前军费紧张，花一大堆钱造船，又未必有利于军事，真是没什么益处。”
当时福建船厂所造的轮船确实是质量不过关，修理费用也不小，更成了宋晋等人的攻击口实。老权臣曾国藩不得不再次出面，力挺李鸿章，他说了两个“似不”，算是稳住了局面：“刻下只宜自咎成船之未精，似不宜谓造船之失计，不只宜因费绌而中止。”
李鸿章为了让洋务事业继续下去，不得不以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方式为自保之计并以退为进，申言要造商船。造商船的权力支撑也由他的老恩师那里借来，他说（今译）：
“曾国藩老先生不久前曾经下令给上海造船厂：在完成兵船制造的同时，另造四到五艘商船。现在看来，福建造船厂也应在造兵船的同时，造些商船。以便让中国商人租用。我同曾国藩老先生共同研判形势，发现中国有实力的商人都不愿与官方发生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各口岸的轮船运输生意已经被西洋人垄断。如果中国船运商人领用官船，不再依附西洋人，西洋人必然利用资本优势打击他们。中国商人应当自立公司、自建仓储、自办保险，但这样本钱投入巨大且费用也高，应充分考虑初办之际无利可图的可能性。这样，坚持下去，时间一长，造的商船与被租的商船都增多了，赢利也就有了。中国船运商人愿租官船的人，一定要准许他们兼运国家漕粮。这样，他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生意可做，而不至于被西洋船运商挤垮。”
在争执中，轮船招商局终于得以建立，洋务派又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战例。但是，在开办与维持的过程中，民间资本对此不太感兴趣。光绪三年（1877），轮船招商局在向旗昌洋行购买船只时，不得不动用有关省份及海关的财政与税收款一百九十万两银子。而这一百九十万两银子当中的一半以上，是招商局的道员衔的会办盛宣怀从两江总督沈葆桢那忽悠来的。当然，沈葆桢本身也是洋务派中坚人物之一，所以才能一次拨给买轮船资助款一百万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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