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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真是一个奇妙的时代!
她的奇妙之处还在于: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精粹部分为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我们不用费更多的笔墨再复述启蒙大家伏尔泰是怎样赞美孔子与倾心中国文化的,只看一下不太有名的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的主张就知道了。
霍尔巴赫与亚当·斯密同年出生(比纪晓岚长一岁),德国人,1749加入法国国籍,之后成为《百科全书》的条目撰写人之一。霍尔巴赫推崇孔丘以德治国的观念,甚至用法文新造了一个“德治”单词,他的论文《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极力主张欧洲学习中国,称:欧洲要建立理性的政治制度,“非学中国不可”,甚至他主张用儒教去代替基督教,使之成为西方世界的宗教基础。霍尔巴赫还最早提出了中国同化异族能力的论断,他说“能使中国屈服的征服者,往往被中国(从文化上)反征服”。
可是,如果我们回避那些涉及宗教观念相冲突的东西,把它们留给更以后的学问家来研究,我们仍需要认识启蒙运动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前奏”,即科学革命。
在西方的文明史学术观念里,科学革命的著名代表一般被确定为牛顿(1642—1727),而开普勒、伽利略、培根、笛卡尔被认为是先导人物,但是与牛顿同时代的莱布尼兹(1646—1716)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与牛顿同为微积分的创始人,又是数理逻辑的先驱者。
也就是纪晓岚所说的那种风水学问的基础即《易经》学问,却为莱布尼兹提供了新思维,据后来的英国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表明:“(宋朝)邵雍对《易经》六十四卦所做排列对莱布尼兹的二进位制的发明具有启迪作用。”
我们的文化对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吊诡的是:与西方巨大的科技与思想收获不同,我们却收获了纪晓岚的“一车鬼话”。
这,是个问题!
放下这个沉重的话题,让我们用另外一个人的笔记故事来结束本章吧!
在纪晓岚死了至少八十年之后,他的老乡张之洞身边的学者辜鸿铭在一本纪实而不是说“鬼话”的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写了一则叫《不解》的故事,说是:
陈兰彬侍郎出使美国时,带有一个姓徐的随员。徐某一点英文也不懂。有一天,在大使馆里,徐某拿着一张英文报纸,入神地看着。大使馆的译员见状,大为惊讶:“徐先生您何时通晓英文了?”
徐某说:“我本来就不懂英文嘛?!”
译员更加纳闷:“先生您既然不懂英文,看这报纸干什么?”
徐某振振有词:“我看英文报纸,当然看不懂,但看他们翻译成华文的资料,也是一个看不懂。一样地看不懂,就不如看英文好一些。”
此事成为一个历久不衰的笑话。
1869年,同治八年,福建船厂造出了大清帝国最大的巡洋舰。该舰长约七十九米,宽约九米,时速八十华里,号曰“万年青”。它是二十七年海军建设的里程碑。
1884年,光绪十年八月份,中法在福建马尾港展开海战。起初,由海军主将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被迫交战时,战斗力大损。南洋海军共有十一艘各种舰只被击沉,仅有“伏波”与“艺新”二舰幸存。这场海战成了十年后甲午海战的一个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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