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
名臣艳曲未终，国家更添不幸(2)

    作为治河专家后代，潘文骏治河也取得不少成绩，因此由地方官转为中央派员，“授兖允漕道（员）”。

    这些都是咸丰同治两朝的事情。

    到光绪朝，潘文骏虽然升职为按察使。但是，不久因为政事失误被免职，改回治河专业职务，并留在山东。在治河方面，他没他父亲那么多的经验，并且他自己的那些所谓实践也没形成系统理论，只不过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已。在调往河南郑州办理重大工程即西坝合龙时，延误了工期，遭受革职留任处分。稍后，工程完工，得官复原职。

    在以后的岁月里，买官出身的潘文骏仍然用心效力国家，虽然说他的功绩远没法顶抵其父丢失清江浦的损失，并且他也没责任“子担父过”，但是他再没有什么重大的闪失。到光绪十九年（1893），死在了福建。

    福建人民没做出什么表示，地方官员也没对中央表述他的“重大功绩”，倒是他曾长时间任职的山东“士民以其治河功，请建专祠”。至于最后建成没有，不得而知。

    1863年，洋务运动领袖人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开立西洋语言课程。精明的李鸿章不但把西洋话说成是方言的一种，而且在学馆内开设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文艺课程，这种技巧为日后开办福建船政学堂的左宗棠所效仿。

    1881年，大清决定撤回同治十一年派往美国的首批留学生，表面原因是在美国监管留学生的正副委员陈兰彬与容闳之间发生矛盾。容闳指责陈兰彬极端鄙夷外国教育，陈兰彬保荐的续任者吴嘉善则向北京汇报说：这些幼童即便学有所成但已失爱国心，结果于国无益且会危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