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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晚清科举问题，还要提及时代名人肃顺以及不太有名的耆英。他们两个都有宗室背景。肃顺以宗室身份踏上仕途，有无比的优越感，如果说耆英以敢说而著称，他肃顺就是以敢干而著称，并且耆英实际上也死在了肃顺手上。
经过宫廷职务的短暂历练，肃顺在咸丰皇帝即位时，就干到了内阁大学士的高位，并有其他兼职。此时，他才三十五岁。《清史稿·宗室肃顺传》称：“以其敢任事，渐向用。”也就是说，他这只政治股票在一路飙升。
肃顺在四十二岁时（咸丰七年，1857），成为大清王朝既年轻又有实力的重臣，身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他的威力之大，无法细说，但仅就他的亲哥哥郑亲王端华对他的附和，足见一斑；另一位亲王，怡亲王载垣也坚定地与他结成政治同盟。
时当耆英不履使命，奔回北京，在通州被逮捕，咸丰皇帝命有关部门议罪。起初判的是秋后绞死，但肃顺坚决不同意，上疏要求将耆英立即正法。咸丰皇帝怪他“其言过当”，算是批评，然而总究还是采取了弹性处分：现在杀，但不砍头，让耆英自尽。
弄死了耆英，肃顺彻底知道了自己的分量。在柏葰一案上，他再显身手。
柏葰也是位权高位重的大臣，蒙古正蓝旗人，进士出身，道光末年干到了兵部尚书的高位，并授内大臣职衔。稍后又调吏部，任尚书，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
咸丰八年（1858），柏葰受命主持顺天乡试，并任文渊阁大学士。顺天乡试是为国家选拔储备人才的重要考试，历来为作弊、投托者所追逐。也就是在这次重要考试中，一向有“素持正”之名的柏葰犯了致命的错误。考试作弊情况被纠弹，咸丰皇帝命复查，结果一下子查出五十份有问题的答卷，史称“文宗震怒”。连浑噩的文宗（即咸丰皇帝）都震怒了，可见问题之严重。柏葰被一撸到底，听候处分。
偏是天公不作美，咸丰皇帝派出复查此案的大臣是怡亲王载垣，而柏葰一向又与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关系很紧张。案件复查中，查出了柏葰家人靳祥徇私的事情：靳祥受罗鸿绎之托，向柏葰讲情，取罗鸿绎入榜。柏葰耐不住靳祥讲情，答应罗鸿绎将场外代答的试卷送进去，调换现场答案。
肃顺抓住铁证，要置柏葰一死。靳祥被投入监狱并死在狱中不论，只说咸丰皇帝这一头，他考虑素来的蒙满关系，不想处死柏葰，史称“上犹有矜全之意”。然而，皇上也抗不住肃顺的压力，只好下旨杀人。咸丰皇帝发诏说（今译）：
“科场考试是国家选择人才的重要仪式，凡有借营私舞弊者，法律规定从严查处。自从大清国开科以来，还没有哪位主持考试的大员敢以身试法的。现在，柏葰身为国家一品高官，辜负皇恩、无视法律，竟到如此地步。他柏葰身为大臣，而且还是甲科（上第）进士出身，怎么会不知道科考的法律？竟然因为家人的说情，就答应调换试卷。如果靳祥不是暴毙狱中，严加审讯，事情又怎么会不得彻查呢？国家有明文法律在典，柏葰又知法犯法。虽然说他的供述中有情有可原之处，但皇帝我不能私干司法。说到此处，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
虽然说这个案件不乏肃顺挟嫌报复的成分，但若是让肃顺这样的人抓到证据的事情，应当说是非常普遍事情了。民国初年许国英所撰《清鉴易知录》在提及柏葰案时说：“自嘉庆、道光以来，公卿大臣的子弟遇到科举考，竞相打通关节，把得中高科看做是旧有之物，把请人预荐主司而得中视为平常之事。”
用现在的话来说，科场作弊，成了“法不责众”或曰不合法但合理的事情。
身跨大清与民国的文化学者徐珂（1869－1928）在其笔记《清类稗钞》所记科场诸事，当算是对柏葰事件时代背景的写照。比如他讲的通关节的故事，即是如此。故事说：京师凡有考试，无论大考小考，人们都争相提前拿考到题目，逢上科举更是如此。考生去拜访考官，递张纸，纸上写几个让别人查不出头绪的文言文虚词。在这几个字下，画一个黑色墨圈的人，表示愿出白银一百两拿到考题，而画个黄色圈的人则表示愿出一百两黄金拿到考题。有一次科举时，某考生打通了关节，考官告诉他，写八股文时要连用四个“一”破题，便能中前几名。该考生如应而行，写道：“儒一而不为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如此写法，可以说是狗屁不通，但该生偏偏就中了进士并名列前茅。
一个国家如此生产次品人才，国家政务又由这些次品人才来管理，不亡国，那就是怪事了。
清代文人自动承袭明时之弊，科举时抄写范文也成了一大奇观，而就是有了范文，有的人都抄不好，以致于考官有时要从抄得较好的参试者中选人才。如此而为，真让人哭笑不得。而在行此“善举”的学官来看，这样可以鼓励学生们认真背诵《四书五经》。乾隆年间著名文人彭芸楣任浙江督学，一次到某地主持考试，收卷后，大为惊诧：该地生员质量很差，没一份卷子合格。倒是有三位抄范文的人，答卷尚可：第一个原来照抄，另两个则对范文各稍作段落顺序变动，也勉强可看。彭督学就将这三人列为前三名，予以公布。他对前来看榜的生员们说：“能把从小读的范文一字不落地背下来，记性不错，应当鼓励，所以取他为第一。”
乾隆素以整顿科场弊案而留名于中国的监察史，而事实上呢，从他那个时代起，教育体制就败坏透顶了。所以，到清亡后，民国时代的许国英说嘉庆、道光两朝以来科场请托成风，也不为过，甚至说是比较保守或客气了。
在道光咸丰两朝不可一世的权臣肃顺，在科场上反腐以树自己威信，固然是“将反腐政治化”的举措，但也就是这件事，在他政治失败之后，还受到了指责。御史任兆坚上疏，要求为柏葰平反昭雪（“昭雪”二字为《清史稿·柏葰传》原字），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接奏后，将信件转给刑、礼两部合议。不久，两部的意见就变成了圣旨，诏曰（今译）：
“柏葰接受人情委托，当然应当承担刑事处分。但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为法条上没有仅就接受人情委托而治罪的明文规定，就比照泄露国家机密罪给判了立即处斩的刑罚。这个判决主要是载垣等人平日与柏葰有私怨而行的报复，他们乱用威权，使用牵连的办法，就下了如此重大的判决。先皇也觉得所判过重，才在圣谕中说‘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那样的话。那岂不是不想严处有微过的正直大臣吗？现在，两宫皇太后要刷新政治，事事务求宽大与公平。柏葰不能说无罪，任兆坚御史要求昭雪，也是用词失当。考虑柏葰受恩于道光咸丰两朝，在皇宫内办理国务多年，平日里也没什么过错又勤于政事，虽然已经严刑处死，现在我当考虑当初父皇要法外开恩的仁慈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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