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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禧太后操作裕如的政变中，任何反抗都变得那么滑稽和荒谬。肃顺的傲慢与后悔，吴可读的倔犟与自恋，都成了时代的标志。那些东西不仅仅与国家政治有关，而且还是社会整体生活的写照。
荒谬，成了时代生活的本质。
吴可读尸谏之后留下了一个滑稽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在不否定他的愚忠的前提下，证明他的“思路错误”。整个过程可以套用现代荒诞剧的模式来说明：认认真真地做游戏，马马虎虎做正事。如果再不好理解，就得用民间谑语来表达：把喜事办成丧事，把丧事办成喜事。
光绪五年（1879）三月，吴可读尸谏之后，其谏书被慈禧太后下发给“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诸官员讨论。于是，大清王朝的重臣们各自作出表态，徐桐等三人“连衔一疏”，张之洞等四人又“各一疏”。这些反馈意见又被交付有亲王爵位的高级贵族审阅，礼亲王世铎的判断是：“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后此所降之旨，亦未能细心体仰……”
一句话：吴可读犯了常识性错误。
其实，阶位稍低（吏部主事）的吴可读的光绪有子之后过继给已死的同治皇帝之论，早有更高阶位大臣于光绪初立时就说过。此人是内阁大学士广安，他当初要求朝廷铸铁券来确认他建议的法统安排。作为一位熟读汉族皇权历史的满族高官，他在奏书中说：
“惟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起无穷斥驳。使当日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对于广安的大胆，两宫太后（其实就是慈禧太后一个人）发出懿旨，给予训斥：“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业经明白宣示，中外咸知，兹据内阁学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诧异。”
到吴可读旧事重提之际，当然没人再敢支持吴论了。假使支持吴论，势必引起广安之论的重提，推翻了四年前训斥广安的“两宫懿旨”。
徐桐等人从另一个角度为慈禧太后辩护，把已死之人吴可读推到不懂祖宗家法的境地，其奏曰：“窃思吴可读所陈预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者也。我朝家法不建储贰，此万世当敬守者也。”
宝廷则更为狡猾，他说：“将来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如此一说，大家不是都在扯淡吗？本来是皇族家里的一件孩子过继的事情，怎么成了接班人的问题了呢？何况光绪皇帝还没儿子呢！
张之洞则比宝廷更胜一筹，他的意思是现在放下此事，冷处理，到光绪皇帝传位时再说。在他的长篇奏章（或许可叫政治论文）中，将儒家经典与历史典故充分结合，得出一套结论：“《春秋》传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侄，辗转授受，每难帖然。不知从父从子，乃生衅隙，若皇子承继先朝，但存名义，岂判亲疏？”
在本不足道的闹剧化的政治讨论中，还是宝廷说得到位：本质而论，我们在讨论一个神经病患者提出的问题。在其奏中有云：“可读不自云‘临命之身，神智瞀乱’乎？不然我朝夙不建储，可读岂未知之耶？”宝廷所引确乎有据，吴可读在尸谏奏章中说过：“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瞀乱，摺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之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
按现在医学观点来论，吴可读即便不是轻度的精神病患者，也是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这与他青年时代的严重挫折有关。当年，他从老家甘肃皋兰县（现属兰州市）进京赶考，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一头扎进温柔乡，“日遨游北里中”。初次参考，大败而出。吴可读面对考试败局不甘心，向外放话，说“留京再试”，大有考不上、不回家的决心。知情人则讥诮他，“实则恋某妓，不忍言别”。
嫖妓宿娼是要花钱的，因此吴可读的手头很快花空。他的名义老师（即主考官，时称“座师”）闻知此状，怜他年轻有才，就劝他出城，住到九天娘娘庙（一说在广安门一带，一说在圆明园一带）去，“地僻远城市，可一意读书也。”
为了功名，吴可读听信了名义老师的劝告，整理行李前往九天娘娘庙去住。刚住过三天，到第四天头上，他就忍不住了，憋得发慌，自言道：“人生实难，何自苦如是！”当天就赶往城里，住到他所倾恋的妓女那里。时间已久，再次花光了手头的费用。没钱了，妓女对他也不那么热情了，甚至还饭食都不正常提供了。
甘肃籍在京官员闻听吴可读此状，就主动给他集资，条件是他回九天娘娘庙去住，否则就不把钱交给他。为了大头，只好委屈小头。吴可读接受同乡的条件，拿到集资，再去九天娘娘庙。
吴可读这么一折腾，折腾得出了名，北京人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无不叫他“吴大嫖”。此前，北京衰败经年的有名戏班四喜班，被一位叫余三胜的人救活，北京人出了一个上联：“余三胜重兴四喜班”。不短的时间里没人对上下联，等“吴大嫖”名满京都之际，有头脑灵活的文人利用这个事情对出下联，曰：“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余三胜”对“吴大嫖”，“重兴”对“再住”，“四喜班”对“九天庙”，可谓绝对一幅！
后来呢，吴可读终于考上了进士，一改好嫖恶习，做起严肃官员来。其实，他本身并非嗜嫖，用现在的话来说，“自我炒作”而已。“自我炒作”也是他二度成名的不二法门，在精神混乱中玩一把尸谏，赌命汉一下子成了堂堂忠臣。
何其荒谬！
晚清以降，因好色而出名的文人不仅吴可读一人，比吴可读更有名的人则是龚自珍。
龚自珍是位杰出的学者，不唯“治学博杂”，而且还精通满洲话和蒙古话。龚自珍又好挥霍，“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这位“怪物”更拿手的活计是勾引女人，而且是针对有身份的贵族夫人下手。多少有点法国名著《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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