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打死肃顺，他也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发生，所以，当奉差而来的大内侍卫给他戴枷具时，他“咆哮不服”。当天晚上，肃顺也被投进了宗人府的专门监狱。他见了已事先被抓来的载垣与端华二王，厉声指责：“你们这俩废物呀！要早听我的话，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载垣反驳他说：“我们今天的结局，不正是听你的话所导致的吗？”
内讧，还有何用？！
为彻底从政治上搞臭八大臣，经过一番赏功之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䜣借小皇帝之口，公开宣布遗诏是八大臣伪造的。有此一点，不死也得脱层皮了。诏书大意说：“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我父亲升天那一刻开始，即以赞襄政务大臣自居。实际上呢，我父亲在弥留之际，只是让载垣宣布我为皇太子，并没有留下要他们辅政的口谕。载垣是自己造了‘赞襄’的名目，而后，就所有政事也不请旨，自作主张了。”
这又是一个类似于胜保“武卫”文件式的矛盾。既然载垣是首犯，怎么反倒是肃顺最后成了首犯呢？最初，三人的刑罚全是凌迟处死，就是一刀一刀地剐了。稍后，载垣与端华从轻处分，“赐自尽”；相对地，肃顺也免了挨一刀一刀的剐了，改成了“斩于市”，即通常听说的“弃市”。
最后的判词说：“（肃顺）悖逆狂谬，较载垣、端华罪尤重。”
肃顺呀肃顺，确实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他不但曾在朝廷内“数兴大狱”，而且还因大大地触动了八旗旗人的利益。还因主持过减少八旗俸饷的工资改革，所以，在他被押赴刑场时，旁观的人们纷纷向他投掷石头、瓦块，以泄积愤。打上没打上，都不重要，关键是群众让他明白侵害群众利益的结果。其他五位大臣保住的性命，仅落了个充军的轻刑。至于那些受八大臣胁迫的人，一概不再追究。当然，少数接近肃顺集团核心的人物如陈孚恩，还是要处分的。
这一手更厉害，至少让左宗棠明白：好好效力，杀肃顺跟你没关系。
慈禧太后要把人情用尽，正当其余五位罪臣将踏上西去新疆之路时，她又发了一道懿旨：即行革职，免其遣发。也就是说，让你哥儿几个待在北京，走完余生，不必大老远地跑新疆去了。
叩头谢恩，叩头谢恩！
在几乎不算清算的政变扫尾中，陈孚恩的经历最具戏剧性色彩。
陈孚恩如同胜保一样，学历不算硬，没拿到进士文凭，靠拔贡（特别考察而任用）进的中央。但他比有硬学历的贾桢更牛气，官运亨通，道光皇帝赐他紫禁城里骑马并给一块大匾，匾上写着“清正良臣”四个大字。到道光皇帝死之前，他已干到刑部尚书的职位。
道光皇帝死前留下一句遗言，说是不要把他的牌位往郊祭的庙里放了，不再跟祖先人的神灵去混饭吃。这项决定太突然了，也有违礼制，执行与否，对于新皇帝文宗（即咸丰）来说，成了大问题。陈孚恩坚持说，要遵从宣宗（即道光）遗命；怡亲王载垣说，祖宗礼法不可废。两人在咸丰皇帝面前吵了起来，几乎失态。载垣先向皇帝道歉，“以失仪自劾”，咸丰皇帝说，这是个小节，但你以后要注意。对于陈孚恩，则不但降旨说他不通情理，而且还给了“降三级留用”的实质处分。
这个处分对昔日的反腐败英雄即前代的“清正良臣”，打击太大了。陈孚恩可是曾查办过山东巡抚崇恩“库款亏缺、捕务废弛”案，也查办过山西巡抚王兆琛索贿受贿案的功臣，这些资历都不管用了？
不是不管用，而是你陈尚书不识时务。一旦宣宗的遗命执行，文宗将来不也就没法与列祖列宗一起享受效祭大礼了吗？
降了三级，太没面子，干脆申请回老家给老母亲养老送终吧。咸丰皇帝巴不得他快滚蛋，连句挽留的话都没说，就答应了。后来，陈孚恩沾了天下大乱的光，在乡下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有功，又回了中央，任代理礼部尚书。不巧的是，他儿子卷进了顺天乡试的科场舞弊大案，他又被降了一级。多亏他在任代理礼部尚书时，有一个“头品顶戴”的荣衔，按当时的规定可从中抵消。
昔日的反腐败英雄被自己家门里的腐败行为给抹了黑，实在不光彩。从此，他不想再“耍耿直”，也不想再犯与载垣御前激争的傻气了。转过头来，他开始以绝对谦卑的姿态捧载坦与肃顺等人的臭脚。只有这样才能稳住权位。
陈孚恩已有的老资格加上当下的谦卑，使他很快得到肃顺集团的信任。在咸丰皇帝死后的丧礼处理方面，肃顺对在京的大臣只召一个人赴热河行宫吊丧、商量丧事，叫的人就是陈孚恩。
陈孚恩挤掉了该属于恭亲王奕䜣的名额。这注定了他在不久翻天覆地的政变中要成为替罪羊的，何况，他的文学功底又不扎实，还犯了禁忌呢！在肃顺集团失败后，有人举报说：陈孚恩在回答皇上北狩热河行宫可否之闲时，竟然以“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的不敬之语。
有这些证据足以致死，关键的是看奕䜣有没有弄死他的想法。没有，真没有，因为肃顺集团的主要成员还留下五个人，他陈孚恩也命得保全，只落了个“革职，永不叙用”处分。另加的处罚则是：一要到新疆去劳改，二要交回道光皇帝赐给的大匾。当然啦，还得没收全部财产。
在新疆劳改的日子里，他克勤恪守，并帮助伊犁将军常清筹措军饷。常清也不错，把他的良好表现汇报给中央，得批复“命免戍，留助理兵饷”。
这次命运转机，对于陈孚恩来说，没有选择权。倘使有一点机会，他也会回江西老家的。
灾难，塌天的大祸，发生在了同治五年（1866），也就是他被判刑的五年后，俄国进攻伊犁。在战斗中，他本人及太太之一（黄姓妾），儿子陈景和与儿媳徐氏、孙子陈小连，一门遇难。
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如同他曾“筹饷有劳”的情节一样，被上报中央。中央掌握的政策十分精确：抚恤他的家人，但不抚恤陈孚恩本人。
抚恤，首先是一种荣誉，而后是经济补助。这补助最后落在了陈孚恩的正位太太或某个儿子口袋里，因为一般情况下，他这种犯罪情形，是要把家人分开的，一部分跟老爹到新疆（大多是次子去）；一部分跟老妈回乡下，大多是长子去，以便在父亲起步的地方重振家业。
对于一向讲名节的儒家来说，死后辱之不如生而杀之，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是也。然而，陈孚恩能算个“士”吗？
不能算！并且他生处的时代根本就不再生产道德，皇权作为道德的批发中心，业务也萎缩了！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