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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巧官局之一的“宇字号”五处的账目与官钱总局对不起来。肃顺上奏要求追究，“宇字号”就打马虎眼，应付检查。肃顺大力发挥左都御史的纠察职能，一查到底，不仅把主司官员斐音革了职，而且还没收了数十家涉案官员与商人的全部财产。
第二次，如法炮制，把官票所给查了个“底儿掉”，将主司景雯等人革了职，将数十分官吏抄家，财产充公。
公平而论，肃顺对“四项大钱”发行中官方犯罪的打击是深得民心的。当时（咸丰五年，1855）民间有笑话，证明了人民对“四项大钱”发行带来的币制混乱之厌恶。笑话说：一位学者问一个拉钱的车队，为什么要化已有的铸钱去铸新钱。对方答曰：“现在官府存的钱不多，经费见紧张，现在毁了原来的制钱改为当十大钱，剔除费用，十个大钱出来，能够有四到五个的赚头，为什么不毁小钱而制大钱呢？”也就是说，发行新钱币的利润在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之间。到了该年冬天，这位学者又碰见了这一队送钱的人。他们又将大钱回炉，转回小钱。学者问这还有赚头否，对方回答：“现在大钱贬值，只有面值十分之一二的实价。现在毁了它，改成小钱，掺上些铅沙，不算工费在内，一个出三到四个，为什么不干？”也就是说，这次回归旧币制，发行者们又赚了百分之百的利润。
肃顺的铁腕行动，肯定会引官场上大规模的不满。百姓乐了，官吏烦了！当然，肃顺毕竟是久经官场的老手，他有意延揽一时名人，如郭嵩焘、王耕云等人均与其交往密切。肃顺与这些名流在家座谈，了解社会情况。了解完后，再把谈话的核心内容改造成自己的意见，上奏给皇帝。因此，一般情况下，肃顺的奏论要比其他大臣实际、有效得多。
有文人出谋划策，还得有武将作外援，他的目标是与湘军结成政治同盟。除了主张大力使用湘军剿匪外，肃顺对曾国藩与胡林翼上报的奏折，多加赞张，支持皇帝迅速批复。
在权力场上的人看来，这不就是为控制内外大政甚至自己当皇帝作准备吗？肃顺可能的心理是，要皇帝的实权而不用皇帝的名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产生过当皇帝的念头，因为后来他招供的罪行中就有“擅坐御位”即上龙椅坐了坐一条，至于“擅用行宫御用器物”就更不用说了。
肃顺拉拢军方的最令人害怕的举动，是他在与曾国藩湘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又与左宗棠挂上了钩，甚至可以说，没有肃顺利用咸丰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力保左宗棠，就不会有楚军的出现。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收复武昌，表奏骆秉章的幕僚左宗棠有济师、筹饷之功。朝廷赏以兵部郎中之职与四品卿衔。但由于骆秉章劾免总兵樊燮，樊燮就拿骆秉章的好友加幕僚左宗棠“找齐”，向湖广总督官文诬告左宗棠之功劳不实。官文在未查实情的情况下，就向皇帝汇报。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在武昌面对面辩论。最后，由于肃顺在北京向咸丰皇帝递话，说明官文是受了骗，才了此公案。而后，左宗棠正式加入湘军，朝廷又给了四品京堂的身份。稍后，左宗棠奉曾国藩之命到安徽募兵，成立了“淮军”。间接而论，淮军能立，也多亏肃顺之力。
在肃顺看来，有曾家势力、左系军队为盟友，胜保之类的还奈何不了他。可惜，他想错了。汉族军方强人，都将他与奕䜣及那拉氏的权争看成是皇族家务，谁败谁胜，无关宏旨。并且，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奕䜣主办外交事务，提倡洋务和汉族军方强人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八大臣中的肃顺、载垣、端华都有兵权，虽然不如湘淮二军有实力，但发动政变，逮捕在京要员还是绰绰有余的。那拉氏在表面上与八大臣缓和的背景下，答应了给他们减轻政务负担的请求，迅速解除了三人分别在步兵中、京城警备、大内侍卫方面的“兵差”。
仍是在表面的妥协下，肃顺得到护送咸丰皇帝灵柩的“重托”，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得以先行回京。八大臣中的其他七人也先期回京。
咸丰皇帝的灵柩很沉重，要一百二十八个人肩抬，加之热河行宫到北京之间多为山路，走得较慢。计算起来，灵柩与小皇帝的车队相比，足足晚到四天。小皇帝及两宫太后回京后，那拉氏立刻表现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在王公贵戚及朝廷要员前散布对八大臣的不满意见。先期到达的七位大臣以为她这不过是“娘儿们作风”，并未在意。
这时一位比胜保更有能量，当然也是学历更高的人出场了。他叫贾桢，是有备而来的。他立刻上奏，委婉表明让两宫太后听政的意见。
干脆说，贾桢建议那才叫“文攻”，胜保的喊叫只能算“武卫”。
武卫在先，文攻在后。可这文攻者的身份很是了得：贾桢，道光六年（1826）进士，第二名，即“一甲二名”，恐怕一万个举人换不了这么一个“一甲二名”；贾桢官坐得稳、升得快，曾任上书房总师傅、体仁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至于管理兵部（在尚书之上，监督之）那样的头衔就不用说了，关键他是个有学问也有胆量的人，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他一人独守紫禁城，每天坐在天安门城楼子上，呵斥洋兵；洋兵还真怕他，没敢迈进紫禁城，咸丰皇帝闻听贾桢的举动，马上又把贾桢旧日曾担任的一个荣衔“复武英殿大学士”给了他。如此雄厚的政治资本恐怕连肃顺这样的宗室大臣都无法比，更何况贾桢还不是一个人上奏呢！在奏折上署名的还有大学士周祖培，以及两位尚书（名曰沈兆霖、赵光）。他们说：“我大清朝从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不久前，御史董元醇的上奏，已由圣旨回复，我们几个人也没什么更多的说法了。”
这分明是耍滑头，即称“复有何异词”，又接着说什么？不过，这四个家伙确实比胜保聪明多了，不以攻击八大臣为突破口，只是委婉地表明让皇太后从八大臣手中分权的愿望：“若事无巨细，皆由该王大臣先行定议，是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沿，中外能无疑虑？为今日计，正宜皇太后亲操出治威权，庶臣工有所秉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紧接着，他们又罗列了历史上八位女主干政的事例，从东汉说到明代，甚至将辽国的萧皇后也列了进去。为了增加说服力，他们特别以明神宗为例：“惟神宗十岁，政事皆由两宫抉择，命大臣施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
很明显，整个朝廷上下的舆论对肃顺这一方严重不利。剩下的问题，就是两宫太后特别是那拉氏与奕䜣给肃顺安排多少罪名的问题了。
九月三十日早晨，肃顺还在路上，北京就闹翻了天。那拉氏和奕䜣将早已准备好的八大臣的一系列罪名公布出来，核心问题就是八大臣“朋比为奸”、“矫旨揽权”以及阻挠两宫太后听政。由于宣布得太仓促，以致于载垣与端华二位亲王并没能听得到。没听见，不等于不逮捕。迟到早朝朝堂的二位亲王，被恭亲王一声令下，由大内侍卫夺去冠带，交给宗人府圈禁。当天晚上，肃顺护灵的队伍走到了密云，两宫太后命睿亲王仁寿与醇郡王奕
前往，宣布将他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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