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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的咸丰皇帝因游玩中不慎落水，得了重病。三十一岁的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便自行安排身后的政治格局。一向昏庸的咸丰皇帝似乎变得绝顶聪明了，他要安排一下“两派三方”的权力格局，以保证六岁继位的儿子载淳的皇位稳固。
所指两派，一派是他的两位妻子，即皇后钮祜禄氏与贵妃那拉氏，另一派则是他亲自选定的肃顺、端华、载垣等共八位辅政大臣。两位妻子看顾一个儿子，占据核心权力优势，随时可否决八位大臣的政治决策；八位大臣在日常政务中有较大权限相机处理，称为“赞襄一切政务”，可防止核心权力全被两位女人垄断。
实际上，两派是以三方形式存在的。因为咸丰皇帝要对为他生了儿子的那拉氏有足够的尊重，令她好好看顾小皇帝。又怕她母子受排挤，给了“同道堂”印章一枚。稍早一点，他也给那拉氏设定了底线，即让皇后钮祜禄氏在那拉氏“失行彰著”之时，会同廷臣处死她。这个安排也写成秘密文件，由钮祜禄氏保存。另外，对于八大臣草拟的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文件，得由钮祜禄氏在开头处盖“御赏”印，由那拉氏在结尾处盖“同道堂”印，才正式生效。
但是，咸丰皇帝犯一个天大的错误，他把聪明能干的异母弟、恭亲王奕䜣给甩在了一边。他生前对这位弟弟一直没好感，生怕弟弟在适当的时机夺了江山。更要命的是，肃顺屡以勒法治国的方式在政治舞台上招摇，为了自己的政治市场，他也打压奕䜣。对于咸丰皇帝的治丧事务，奕䜣作为弟弟与亲王是有发言权的人。八位大臣本来就顾忌恭亲王的权势，玩了一手名义上托以重任而实际限制奕䜣活动的花招，以小皇帝的名义发旨，让他守在京师“著理丧仪”，也就是为北京方面的正式场面组织料理一番。
八大臣自作聪明的草率决定，大大违背礼法，引来一大批权臣及贵族的不满。而奕䜣呢，不仅有了八大臣政治强势下的受害者的道义资源，而且由于主持总理衙门的工作，与外国人接触颇多，更得外国势力支持。外国势力对于肃顺一派的判断则是消极的，他们认为：大清的中央权力偏居热河而不是由奕䜣这样的人在北京控制，那么在肃顺等人的掌握下，就不能证明中国人民实质上接受了有关条约。
在对相关力量格局进行了分析以后，奕䜣决定硬闯热河，以哭丧为名观察动静。恰好此时，有意与他搞政治联合的那拉氏发来密信，约他去热河共商大计。八月初一，奕䜣赴抵热河，在咸丰皇帝停尸的梓宫，伏地大哭，声音之响亮，充彻大殿；哀状之真诚，让旁观的人无不陪他垂泪。再加上他假装对八大臣恭顺、服帖，便得以与两宫太后见面。两太后见了这位小叔子，也不在避什么“叔嫂之嫌”而是泣涕不止，诉说八大臣的猖狂之状。随后，就密谋除掉八大臣的计划，商定回京后动手。那拉氏不知外国人的底牌，怕引起干预，但恭亲王一口打了保票：“外国人不会反对我们除掉八大臣的。如果有人发难责问，一切由我抵挡。”就这样，八位辅政大臣的命运就被捏在了奕䜣的手心儿。奕䜣与那拉氏的这单政治生意是做定了，在与两宫太后会晤完后，他匆匆赶回北京，为肃顺等人安排罪名去了。
奕䜣敢作如此大胆推测，不唯有外国人“无异议”为恃，而且一直在河南与安徽剿匪（捻）的军方强人胜保也对八大臣怀有强烈的不满，他声称要带兵进京或是到热河去“清君侧”。“清君侧”一直是古代地方力量对抗或推翻中央的政治口号，如西汉的七国之乱，明代的靖难之变（即朱棣夺位）。
胜保“清君侧”的威胁，也不全然是一时性起，而是肃顺等人在咸丰皇帝在世时就权倾天下，更何况近期又给了两宫太后以难堪呢？
当时有一位叫董元醇的御史，他是支持慈禧的大学士周祖培的学生，在小皇帝刚即位时，他就上书要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别外拣选亲王辅政。他的另选亲王辅政的说法，恰恰刺伤了郑亲王端华与其弟肃顺。因为他们的祖先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亲弟弟，在清朝没有入关以前就立有赫赫战功，终因与兄长分庭抗礼并欲取代兄长而被囚禁致死。虽然后来舒尔哈齐的后代被封为王，但终究是带着不好的家庭背景的。也就是说，董元醇的话外音是肃顺与端华兄弟二人继承了祖上“反叛基因”。
肃顺代皇帝拟好的圣旨，要下诏驳斥董元醇要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及另选亲王辅政的说法，到两宫太后那里去盖章。两宫太后扣下这道“圣旨”，不往下发，拒不盖章。肃顺与端华哥俩气急败坏，干脆罢工，什么公务也不处理了。此一非常之举给了两宫太后以沉重的打击，为了不担扰乱国政的罪名，两位寡妇作出妥协，盖章了事。
胜保闻听此事，所以扬言要“清君侧”。就在声扬完“清君侧”的口号之后，胜保写了专门奏折，表明力挺两宫太后，坚决反对皇族的远支郑亲王的端华与肃顺及载垣辅政，他说（今译）：
“政治的权柄要由中央最高层操纵，臣下不得全部占据。现在，皇上幼年继位，只有合适的人辅佐，才能对治理国家有益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已经有几年不忠心为朝廷效力了，还冒充帝王之师。让老百姓服从他们。现在，他们以臣仆的身份代替皇上的发言，挟持皇上来号令天下，实在没有能承担先皇托予的希望而让四海之人民放心。”
在利用了“四海之心”这个空洞的政治概念后，胜保不惜自相矛盾，一口咬定肃顺等人在咸丰皇帝临终时所记录的遗诏不合法：“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之难得其人，待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
这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测。实际情况是，当时咸丰皇帝已经无法拿笔写字，只能口授，由八大臣记录。也正是这个想当然的猜测，启发了那拉氏，不到半月后，她就给这个版本升了级，声称八大臣伪造遗诏。
身在疆场的胜保关心国事，实在也是为了自己。因为肃顺一帮人积极努力地整顿朝政，连办了几件用法严厉的大案，连当时活着的咸丰皇帝也没办法，所以呢，除掉政治强人，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等于增加了他这类人的政治安全系数。在奏章的最后，他提出了一条权宜之计，称曰：“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云云。
比较而言，胜保的学历还低了一些，他是举人出身，只不过是身边有十万军队而已。别看这些军队剿灭捻匪无所作为，且一败再败，但要杀回北京或闯到热河行宫，搞“窝里斗”，还是十分容易的。肃顺等人听到了胜保的言论，确实有些胆怯，但很快，八位大臣又恢复了常态。不是吗？那俩娘儿们，不盖章也得盖章，试过一回啦！还有，他胜保胡说遗诏不合法，他又没来现场，不光我们八个人，其他大臣也是清楚的。再说，他一个武夫只会胡说八道，一会儿说皇帝有“顾命苦衷”，一会儿说诏书非亲手写，讨论来，讨论去，顾命的事儿还是存在的嘛！尤其是，两宫太后是没法在这个事上装糊涂的！
肃顺确实在咸丰时代大大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除了众人皆知的抗旨处分耆英案及柏葰案，他还有顺应民情，两次整顿金融秩序的作为。第一次是针对户部发行当十、当五十、当百与当千之“四项大钱”而发的。当时国家财政状况极为糟糕，剿匪军需又高，就得搞通货膨胀政策。户部不唯发行了“四项大钱”，还试行纸币即发钞。一时间民怨载道，而官局的经办人员又借机捞取好处。肃顺决定利用这个契机，增加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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