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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太平军的支持，清朝的政府军一直没法肃清捻军；另一方面，英法联军逼压津京两地，清政府穷于应付，拿不出专门军力与专职将领来对付行动迅速、忽聚忽散的捻军。
咸丰十年（1860）九月，清廷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议，开始着手扑灭太平天国以外的各种民间军事反叛组织。该年十一月，曾因活捉太平军北伐主帅林凤祥而闻名的蒙古族大将僧格林沁，给皇帝写长信，分析捻军问题并提出征剿战略。他写道（今译）：
“捻军的首领张乐行、龚瞎子、孙葵心等人，各自为一支，聚集了无数的匪党。在这三人之外，大小头目又有不少。他们每年数次出动劫粮，往往向国家没有屯兵的地方出击。等到官兵赶到，他们早已抢够财物，逃离被袭地。捻军队伍所到之处，即行抢掠财物与粮食；抢光之后即行烧光放火烧毁村舍，所到之地，焦土一片；烧光之后又行杀光，将老人和儿童统统杀掉，把青壮年裹挟入他们的队伍。即便那青壮年不参加捻军，他们也无家可归。所以，捻军每出动一次，人数就增加一大部分。以上就是捻军为匪的基本情形。
捻军驻扎的地方，四面一二百里开外，村庄焚烧已尽，水井也被填死。政府军进剿，要自己带水和干粮，怎么能坚持长久呢？一旦撤退，捻军跟踪而至，实施扰袭战术且每每得手。所以，各路官军只能以围堵之法为防御之策，不可能生成进攻能力。
捻军每次出巢，骑兵和步兵总计有数十万人，队伍拉开就有百里地长。这样的气势就把官军吓垮了，再说官军本来人少，只好任捻军猖狂作为，无奈何地等其退走。
从前，捻军和太平军各树旗帜，互不统辖；现在，他们互相支援，联成一气。政府军在国家的北方，太平军在国家的南部，捻军居于中间，成了太平军的北部屏障。政府军如果投入重兵，汇剿捻军，太平军则出动，或是死力助捻，或是选择适当路线北攻。这样，一下子就牵扯住了政府剿捻的兵力。
如此军事犄角格局，就是捻军不易剿灭的原因。
我现在有骑兵与步兵共六千人，再调陕西、甘肃、山东之地绿营兵及山东青州地方驻屯的旗兵，汇合兵合计一万二千人。等兵力集齐，我就再合傅振邦、德椤额二军兵力，直扑淮北捻军老巢。”
咸丰皇帝生怕这位大清第一名将栽了跟头，使剿匪大计完全失败，马上批示：“捻匪正图北犯，应坐镇山东，以杜窥伺，毋轻举以误全局。”
浑浑噩噩的咸丰皇帝这次算准了。批示下达不久，捻军就从徐州北进，图谋占据山东南部。僧格林沁分兵两支，在山东巨野县的羊山狙击捻军。他本人亲自督率东翼一支，奔赴前线。经过激战，以政府军一位叫格绷额的副都统阵亡为代价，击溃了捻军。捻军也死伤不少兵员，但未折损将领级人物。
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不甘受挫，五大旗主力合成一股，出击山东。僧格林沁誓死迎战，经过七个月互有胜负的血战，捻军试图北上袭拢直隶与北京的战略受到重挫，几无希望。僧格林沁虽然损失伊什旺布等三名战将，但是清廷还是大为高兴，给他恢复了曾被削夺的王爵。
僧格林沁是个有心计的猛将，可谓勇谋兼济。他在与捻军两次交手后，找到了剿灭捻军的基本路子（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所以就极力排除来自内部的干扰，一口回绝了中央派胜保协助他军事行动的意见，他说：“黄河以北的白莲教与捻军势力，本年闹了两次，声势虽大，实际兵力不超过两万人。我派出得力部将西凌阿与国瑞两次出击后，胜保才有些收获。胜保连一两万匪徒都制不住，到我这里来，怎么抗得住敌人的十多万大军呢？山东寿张及曹州一带，我已基本荡平，不用胜保前来帮助。”咸丰皇帝闻报，也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胜保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仅出身高贵（为满洲镶白旗出身的高官），而且还因上谏皇帝的奏章写得好而有文名。作为文武兼备的贵族，胜保在剿灭太平天国陈玉成一支时，立了大功。但是，后来他骄傲过分，又在战场上出现诸多失误，被逮捕问罪。尽管他仅承认“携妾随营”一项罪名，同治皇帝还是没放过他，赐他自尽。
仅凭僧格林沁对胜保的“相面”之准，就足见他心机之深，他的心机还用在了收买、分化敌手方面。在剿捻的同时，僧格林沁主力还要打击时隐时发的“教匪”，如商丘金家楼的离卦教武装力量。金家楼的原头领郜永清虽然已死，但其儿媳郜姚氏手下仍有尤本立与常立身两员悍将，官军奈何不得。僧格林沁一改往日硬攻之法，派遣间谍进行瓦解。金家楼离卦教军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金鸣亭被说动，暗中答应投城，但迟迟不履行诺言。僧格林沁下令逮捕金鸣亭在金家楼之外某处居所的儿子，以相要挟。这个动作实际上是给金家楼的人送信，说明双方有交易，恰好有捻军谍报人员侦知此事，便将情况通知了金家楼方面。
金鸣亭无法自辩，常立身处死金鸣亭。由于这个事件，金家楼内部互相猜忌，无法专心应对政府军。僧格林沁借机利用投降过来的金家楼所部士兵当向导，以小股尖刀队突击，随后大军掩至。巷战中，郜姚氏与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格斗中丧命，而后，抓捕了常立身、尤本立二人及另一名干将杨玉聪。三人同时被杀。僧格林沁又大开杀戒，将金家楼武装人员统统杀光，而后用大炮轰平了金家楼的军事防御工程。
同治二年（1863），僧格林沁猛攻张乐行捻军的大本营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县），将张乐行集结的二十万捻军击溃。
此时，太平军已经无力帮助捻军，因为其长江以北的原占地盘及主要城市，均被政府军收复。况且，陈玉成已经被胜保部队擒杀，更是无力经营江北了。
张乐行在慌忙出逃中与儿子张闹（又名张喜）投到捻军蓝旗将李四一的军寨。李四一早为僧格林沁的部下收买，在殷勤招待最高首长父子的同时，通报政府军前来接应献俘。被拿获的张氏父子自然不会有好下场，僧格林沁下令将二张处以磔刑，也就是那种一寸一刀地剁肉的刑罚。
张乐行一死，意味着历时十年的捻军武装抗争彻底走向了低谷。虽然捻军的复起力量不可低估，但杀了张乐行毕竟算是给了半死不活的清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两宫太后能不高兴吗？于是她们下诏表彰僧格林沁：先是说他谋勇兼备，而后重复咸丰皇帝八年前的封爵“加恩世袭亲王罔替”。后者表示这个王爵可以与大清朝此后的命运相伴，永远在僧格林沁家族传下去。
僧格林沁当然感恩，不过对“罔替”二字似乎不太热衷。因为三年前，他遭受过一次夺爵、免职的处分。还好，当时还给留了个钦差大臣的职务，当是“以观后效”的意思。
杀了张乐行以后，僧格林沁追剿捻军余部及消灭随时遇到的各教派的叛乱，已觉得易如反掌。这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在连折数员大将之后，他仍坚持独力支撑，不愿让“胜保那类的人”与他合作或在他手下听命。朝廷曾试图调李鸿章的淮军精兵强将支援僧格林沁，淮军嫉其功勋，迟迟不动，而僧格林沁也“不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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