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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军事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后，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更重视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尤其以防止秘密宗教成为反抗力量为要务。这大概是接受了元朝亡在了朱元璋明教手中的教训之故。顺治三年（1646），明确宣布禁绝白莲教。
当时新科进士、吏科给事中林起龙考察了民情，上奏说：“近日风俗大坏，异端蜂起。有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烧香、忏悔以煽惑人心，将有不轨行为。奏请严厉搜捕，处以重罪。”而后，过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又专门针对江南的士大夫结社之风，宣布：严禁士大夫结社集会，个人名片上不得印有“同社”、“同盟”字样。
但是，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上，政权再强大也无法禁绝民间社会的团体活动。相反，高压政策只能导致长久的对抗情绪，一旦国家有警或面临巨大的社会问题，那种现实压迫所积累的怨恨就会寻找突破口，而利用宗教宣泄末世情结，双方一起灭亡的公共情绪就会高峰化。
顺治一朝结束后，康熙时代里，民间秘密宗教八卦教在山东单县一带就发展成了相当规模，而后它的一个称为离卦教的分支在咸丰与同治时代发展为松散的军事组织。乾隆时代在四川形成的啯噜会，则在后来发展成了大名鼎鼎的哥老会。洪秀全等人所借助的拜上帝会虽然在后来与大清的政治博弈中，几乎把清朝拖垮，但要“论资排辈”，它确实是个后来者。
离卦教是道教性质的民间秘密社团，咸丰十一年（1861）因为主要领导人与政府官员发生法律纠纷，愤而发动武装叛乱。当时，清朝的管制危机颇发，本身又腐败不堪，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非旱即涝，人民不满情绪空前膨胀。而就在此种险境之下，国家政策在总体上又无温和变革的倾向，地方官员还以抓拿“教匪”为治绩。该年二月，山东邱县知县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抓捕离卦教领袖张全仁并其他一些信徒。另一位领袖人物张善继在弟子杨太雄推举下，聚三四万人，立五色旗兵（有仿政府八旗之意），聚众造反。从反叛的宣传资料看，其政治诉求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其五帅之一黑旗军大元帅宋景诗谴责清廷，说：
“北地胡儿稳居中原之天下二百余年。要结群黎，并无仁义忠信之理，又无孝悌廉耻之心。苦害黎民，不能各守其业，竟以旗人而居高官，以银钱而为世界，敬佛教而灭吾道，以吾道而为邪教，加以重罪，残不可言。”
到同治二年（1863）叛乱活动基本失败，历时两年多一点，但是比照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看一下，不难发现整个大清王朝的宗教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广义而言，国家对整个社会的管制能力已经下降到最低点或称社会政策全面失败。一向以正直谨慎而著称的大臣倭仁在离卦教事件之前就针对河南捻军叛乱情况，给咸丰皇帝写了一道奏章，他说（今译）：
“河南自咸丰三年之后，遭受洪秀全反叛力量及本地的捻军的焚烧与抢掠，民间已经没什么财富积累可言了，但是州府县衙还苛求百姓，不满足官府贪欲，就要受到刑罚。中央没权全部选择州县两级官员，但一定要选择好的总督与巡抚。如果督抚两级高官不向属员勒索，那么属员自然也就没了随便勒索所在地人民的理由。今天，河南官场已成积习，只说人民刁诈难治，却不说地方官昏庸与腐败；只是一味地打击愚民抗官的行为，却不深省人民抗官的深层原因。所以，现在中央一定要选择好督抚两级大员，抗住河南官场由来已久的恶习，才能在不久的将来，消除造反的根源。”
倭仁的话，皇帝听得进去，但要转化为新政策实在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他写这道奏折的时间是咸丰四年（1854），而河南的离卦教分支在河南商丘于咸丰末年再掀反抗风潮。换言之，河南的民乱无论是捻军还是离卦教体系，在倭仁上书之后都没见好转，反而是愈加严重。
河南商丘马牧集附近的金家楼有一支在离卦教大五旗之外的松散军事力量。教会领袖是郜永清，他的祖父与父亲因传教被官方判处死刑后，他继续传教。他的徒弟有的甚至成了安徽捻军的主要领袖人物，其中以刘玉渊（又名刘狗）最为著名，是为江苏与安徽一带的捻军重要领袖人物即八大旗首领之一。
郜永清与宋景诗一样，也是个宣传高手，并且比宋更为高明，他趁清军与太平军混战的时机，在金家楼建立了一座小的城堡（军事要塞或兵寨）公开宣称：“大劫将至，欲免者入吾寨。”
虽然只这么一句简单的宣示，对那些仇恨官府又无出路的人民来说，却是一条通向理想之国的大好机会，于是，“信其为乐土，归之者如市”。也就是说，人民像赶大集一样地往金家楼城堡拥去。
从宗教根源上看，离卦教名为道教体系，但又和佛教与摩尼教混合体的白莲教有共通之处，故而，清朝嘉庆时代后期将作为离卦教本源的八卦教与白莲教同归一类，称为“至白阳教即系白莲教与八卦之别名，最足为害”。如此定论，乃在于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了天理教袭击紫禁城的重大政治事件。天理教的另一个名号就叫白阳教，而白阳教又通常被认为是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尽管清朝中央政府在对民间秘密宗教的定性及概念使用方面，有失逻辑混乱，但是，以白阳教为代表的“末世论”，确实已成为底层社会人民摆脱腐败压抑所产生的精神苦难的一个宣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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