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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栖霞阁野乘》记载：原籍泰州、在北京做记名章京小官的王某，受所在衙门指派到早朝上递奏折。因为家在城外住，要半夜起来进城，以便参与早朝。等车马赶到离皇宫很近的东华门时，忽然发现朝珠遗落在家中。如果回去取，肯定赶不上早朝，会误了重大公事。急中生智，他想起有一位旧交汪某就住在附近，赶忙登门索借朝珠。时在凌晨，江某披衣接待旧交，对王某说：“我身材比你高大，朝珠恐怕不合你身，就用我太太的吧！”匆忙间取来太太的珠串，挂在王某项上。王某高兴随口出了一句诗文，称曰：“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乳花香。”听到这一句，旧交江某“面色大变，怒气勃勃，返身入内”。王某不明白其中因由，为赶早朝，扬鞭催马，奔紫禁城而去。此时汪某已返宅内，穿好衣，拿了刀，追赶王某而来，口中大骂：“尔糟蹋人太甚，不杀尔，誓不干休！”王某更加疑惑，惊恐之中给马车加速，而汪某只是砍了车尾一刀。等到早朝完后，王某急忙去汪某处还珠，并想问个究竟，但是汪某持刀，怒立门外，王某只好驾车快速逃走。汪某追到大街上，没追上王某，才免了出人命的血案。稍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这汪某的曾祖父就是当年那位让妻子给梁尚书暖朝珠的人。汪某把王某的一时误言当成了故意的揭短，所以“恨入骨髓”。王某没了办法，只好辞职不干，回泰州原籍去了。
推算起来，汪某曾祖与祖母的丑闻发生在乾隆年间（其谄事对象梁阶平为乾隆朝后期宰相之一），到其曾孙成家立业之时，相隔总有七十余年，此时应为道光末、咸丰初的样子。时至此季，大清官场的道德风节几乎全为负值了，帝国进入迅速衰败时期也在情理之中。
而在“康乾盛世”之后，也即大衰败之前，更远一点的嘉庆朝更出了“和尚太守（知府）”的官场丑闻。民国初年绍兴文人葛虚存在《清代名人轶事》一书中写了《舒铁云太守和尚谣》一则，记述如下：
和尚叫王树勋，山西人。王树勋不像一般和尚那样求生无路才入了空门，相反，他的家系为大牌头盐商的世仆。这样的家庭虽然社会地位低一些，但总是不愁吃喝用度的。王树勋的母亲又给某官僚家庭当乳母，也算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方面的资源。但是，王树勋似乎看不起这些，决心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他先到木兰院当道士，而后又到北京有名的广惠寺当和尚，法号明心。
明心和尚经过刻苦修炼与勤奋自学，打下了坚实的应对社会的知识基础，因此一出手就产生了轰动效应：“有口辩，多技能，兼挟异术，一时名动公卿，下而士庶商贾，上而达官勋卫，皆有皈依者。”等他靠众多的皈依者贡献的钱财达到巨额数量后，忽然说自己当到尘世经历劫难，就还俗并娶妻生子。此后，他迅速打入官场，给京外一位中级官员当幕僚。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他又返回京城，按当时朝廷卖官的价码，花钱买了个通判官衔，到湖北去任职。明心和尚做官也非同寻常，以自己当和尚时的弟子为左右助手即智囊团兼帮办，把政务弄得有声有色，很快晋升为襄阳知府（按古称为“太守”）。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腐败官场定例，明心和尚做得更是到位：他家为仆时的原主人将孩子介绍过来，他就让本是其家幼主的这孩子叫他“叔父”，而后留在襄阳府当办事员。不久，他的幼主让他以“卓异”的名义推荐到北京去，到中央部门任职。和尚在官场大出风头、过抢先机的行为激怒了正常仕途出身的官员，有位叫石承藻的御史经过暗中调查，掌握了明心和尚的全部材料，一状告到嘉庆皇帝那里。嘉庆皇帝虽然昏聩有余，但对和尚混成太守的丑闻也表示“震怒”，给刑部批文“命发黑龙江编管”。和尚太守成了流刑犯，一时间传为奇闻。
当时有名的文人舒位（号铁云）就借此事写长诗一篇《和尚太守谣》，舒铁云之诗多引典故，要详加考证，恐怕偏离本书主题，不妨将诗节录于下，其诗（部分）曰：
弃民为僧如秃鹫，弃僧为官如沐猴，宦成黄鹤楼中住，事败黑龙江上去。南来初寂寞，骑上扬州鹤，北去尤萧条，冻死纥干雀。无端忽慕竺法深，有时化为支道林，碧沙笼边钟悄悄，青莲钵底花沉沉。石塔寺，无一缝，金轮会，有万众，吴国铜瓶五花坚，赵州布衫七斤重。借得如意行，放下笤帚柄，或现宰官身，或佩国公印。两眼看天隽不疑，五体投地霍去病。岂知襄阳节度，乃有叙勋僧正。聚处禅师之斗场，住处终南之捷径。……恒星不见官星见，不看僧面看佛面。匆匆一曲雉朝飞，哑哑三更乌啼夜。……青史十七部，白发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进治状，君不见襄阳太守王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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