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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终于在咸丰六年（1856）秋天变得复杂了。广州，九月初十，早晨，中国人苏亚成在香港英国所立政府登记的船只“亚罗号”，遭到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的搜查。上船的四十名官兵将隐匿在船上的中国籍海盗李明太与梁建富抓获，另外，还抓了十名涉嫌走私的船员。此事给了名为“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但久未得入城的巴夏礼以口实，他为了扩大事态编造了一个细节：中国水师官兵在上船搜查的过程中，扯落了大英帝国的国旗，侮辱了大英帝国的主权和荣誉。
巴夏礼致信叶名琛，要求四十八小时内释放人犯并对扯旗行为赔礼道歉。叶名琛也不论青红皂白，一口回绝了巴夏礼的要求。
其实呢，按当时的国际法论，该船虽然在香港登记，但已经过期十天，自然就归中国广东省管辖，因为苏亚成是广东本地人。再者，按航海习惯，外籍船只进入主权国家港口后必须降旗（收起来），表示对主权国的尊重，只有等出港起航时才得重挂。“亚罗号”已经在广州港待了五天，哪有什么大英帝国国旗仍在悬挂之说。
一个很好的说理的机会让叶总督给撇在了一边。
叶名琛的“装硬”到了最后关头，挺不住了，他下令放了两名海盗及十名船员。为了给自己找个面子，他没给巴夏礼道歉。巴夏礼是外交老手，一见叶有此举，就拒绝接收十二名被释人员。很明显，这要开战。
老叶情急之下，再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策略，“把敌人交给民众”：军队不抵抗，全部入城；民众在叶总督的暗中支持下，焚烧英国商馆，给巴夏礼颜色看看。
这一手，让后来的慈禧太后学会了，她玩起了义和团。当然，结果也是搞砸了。
巴夏礼采取军事行动事前未得英国国会批准，只好暂忍，但他声称将情况通报本国。英国国内经过激烈辩论并以解散内阁为代价，于1857年3月21日决定对中国开战。
此后的战争，即为被中国近代史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大事件。
咸丰七年（1857）八月，英法两国联军在香港会合，并派专使照会叶名琛，条件之苛刻，让叶总督全然没了面子，至于入城、赔款、修约三项不必待言，最厉害的一手是让中国军队全部撤离广州城。
按照外交惯例，来使的小船上要插白旗，叶总督则理解为“原来敌人是大话吓唬我们，现在插白旗而来，不就是怕我们了吗？！”这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判断，他的理论支撑仍然是“要盟神不听”。用俗语来说，那真是，你说“城门楼子”，他说“粪筐头子”。
等他拒绝对方要求之后，总督府属僚一见战事不免，一哄逃散。叶名琛一人坚守岗位（家属也在身边），认为英法联军不会开战。作为有深厚儒学素养的“儒将”，他一切按《易经》所示而行：他父亲叶志诜似乎也成了易经大师，叶名琛的所有军政行止都求其父问卦。其父专卜其与英法联军有否战事一卦，结果是“十五后敌兵自退”。
按照这个卜卦结果，叶名琛写给咸丰皇帝的信说：“英国的国王实质上不愿开启战端，现在的危局全是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一个人搞成的。我一直在坚持。只要挺下去，敌人一定会退兵。”咸丰皇帝还是拿不准，又专门发来密诏，告诫叶总督“勿轻视”。但是，老叶一直坚信他父亲的卜卦结果，表示坚持挺下去，即“不战也不和”，敌人就会一走了之。
咸丰帝见此状，也没了办法，只好用宽心的话来安慰叶总督。等到叶名琛被敌军抓获，捆起来，抬到船上，咸丰皇帝才觉得实在无法撂脸，下诏将其革职。
说来也是笑话，当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联军攻打广州城时，广州将军（相当于警备司令）穆讷克德将白旗插在广州城头。前两个月时，人家插白旗而来，是为谈判；今日我方插白旗，是为投降。穆讷克德一投降，藏在总督府后花园的叶总督也就让敌人给“抠”了出来。
英法联军将叶总督囚禁在“无敌号”军舰上，稍后，被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圈在一个叫镇海楼的居所内。此时的叶名琛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过去宠信他、今日厌恶他的皇帝给免了职，还时常写幅字，画幅画，落款处署名“海上苏武”。意思是，我叶名琛就是汉武帝时代被匈奴俘虏的苏武再世；苏武在大漠，我叶名琛以大海为大漠。
写字、画画，动不动还吟上两首诗；吟诗没趣了，就朗读道家的《古祖经》。儒家的经典哪里去了？不知道。
咸丰九年（1859），五十三岁的叶名琛病逝于印度，可怜的老叶，算是“英年早逝”了，他比政治前辈林则徐少活了二十三年。好在此时，林则徐已经死了九年了，否则不知将作何感想。
在没有叶名琛的时代里，广州人民似乎也过得不错，其代价是原广东巡抚柏贵、原广州将军穆讷克德当了“伪政府”的新官员。英国人巴夏礼及哈罗威，与法国人修来，成立联军委员会，管理广州。三个外国人管着两名中国高官，实行傀儡政治与殖民统治。直到两年多后的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订立、生效，广州的治权才完全交给中国。
广东的百姓也比他们的叶总督明白，在他被俘后，纷纷成立民间武装组织，称曰“团练”。团练总局设在佛山，英法联军及“伪政府”也不敢动他们。如此相持，也到了18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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