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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跌跌撞撞地走到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合该这年出大事，先硬后软的叶名琛竟然靠算卦决定起战事来。
这叶名琛，说来也不是等闲之辈。几乎与他的政治前辈林则徐一样，三十岁以前就考上了进士。在道光时代的末期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以广东巡抚之职份与两广总督徐广缙坚拒英国人入住广州城，又联合民团作武装抵抗准备，大收人心。一时间，中国商人爱国激情高涨，全部停业，不与英国商人来往，直逼得英国人不再强提入住广州城的事情。
虽然说事情的本质是大清方面违背条约，但是允许英国商人入住广州的不平等条约是在武力逼迫下签订的，人民不服。何况在儒家政治伦理那里又有“要盟神不听”呢！
“要盟神不听”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其意为“被要挟条件下订的条约，神是不予确认的”。后来，咸丰皇帝也是坚持这个原则，一方面与外国订条约，一方面又设法不履约。
道光二十九年，四十三岁的叶名琛因拒绝英国人入城的壮举为国争光，皇帝封他为一等男爵。
此后，叶男爵官阶一路飞升。飞升的原因并不是处理外交事务强硬且得手，而是平定叛乱有功：
道光三十年（1850），剿灭广东境内英德一带的土匪，朝廷评议为政绩优等；
咸丰元年（1851），又歼灭罗镜一带帮会性质的土匪吴三所部，加职为太子少保；
咸丰二年（1852），继续剿匪，再歼匪首凌十八所部，被任命为代理两广总督，稍后实授该职，并兼通商大臣；
咸丰四年（1854），广东境内大乱，叶总督力战不已，全部荡平，同时支援邻省作战物资，“益得时誉”；
咸丰五年（1855），以总督身份兼任协办大学士；
咸丰六年（1856），朝廷拜其为体仁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上。
从地方官拼为中央要员，又以中央要员之身兼任地方官，虽然治地未动，但政治分量却成倍地增加。“不可同日归语”一词，该算是最恰当的表达。
在官阶飞升中，他也与咸丰皇帝保持了如林则徐与道光皇帝那样的默契，甚至说，咸丰重用叶名琛就是效法当年道光重用林则徐。咸丰四年（1854），英美两国使者按原来的条约来广州办理修约事务，叶名琛请示咸丰皇帝，皇上批示：“尤当不动声色，加以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叶名琛接旨后，即玩起了捉迷藏游戏，对英国等外交使者“避而不见”。
关于此事，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李治亭在新版《清史》一书中称叶名琛“缺乏国际公法和国际交往知识”，并进一步提出：“文宗（咸丰皇帝）和叶名琛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若采用强硬外交，必须面对面据理力争，驳回其无理要求；避而不见，必然授人以柄，反而使自己被动，这正是顽固、愚昧、傲慢的表现。”此等批评固然不错且大有惋惜之意，但是对于当时清朝的皇帝和几乎全部的高官，哪有什么国际公法和国际交往知识！
叶名琛不动声色的政策，自以为高明，在对手看来恰恰是心虚的表现。英法两国公使在遭叶名琛之拒后，北上江苏，两江总督怡良来得更干脆，让两国使者到广东去，“听候查办”，好像对方是自首无门的罪犯。而英法两国公使的舰队在中国的海洋上则如入无人之境，南北穿梭并放话要北上天津交涉。
外国人在中国海洋上来回穿梭，比中国人拒不接见人家，更为丢人。鉴于此况，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上奏咸丰皇帝，要求朝廷派钦差交涉，别再玩捉迷藏，因为“任跋风涛，久无成议，该夷心未惬服，终恐别生事端。”不料咸丰皇帝览奏大怒，说吉尔杭阿吃里爬外，即“受人要挟，被人欺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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