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学》 第一部分
《谈国学》 关于“天人合一”(2)

    譬如，在印度有一种古老的哲学，叫“奥义书”。这种哲学出现在佛教尚未形成之时。奥义书哲学的根本理念、根本思想就是ātman与brahman同一。ātman就是自我的本质、我的实体。brahman就是宇宙的原理，译为“梵”。这里就是讲我与梵，自我的本体与宇宙的原理是相同之物。日本明治时代的某位学者把它称为“梵我一如”。奥义书思想之本就在于“梵我一如”。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表现。“梵我一如”也是我、人与人以外的万物完全相同的另一种讲法。

    另外，还有一种十分简洁、十分明确的说法，这就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句话出自中国的一本古书(《碧岩录》)。此句的意义，我想是不说自明的。

    与此十分相似的还有《庄子》中的一句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万物皆一，万物一齐。”此处的万物中包含着人类。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从本质上看都是相同的。“万物一齐”的“一齐”就是相同、相等之意，所以就等于说万物毫无例外都是平等的。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仓泽行洋《东洋と西洋》，日本大阪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52—54页。。

    现在补充一点关于朝鲜的资料。

    朝鲜有比较悠长的哲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有自己本土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受到了邻国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儒家思想在三国时期已传入朝鲜，儒家的天命观影响了朝鲜思想。到了高丽末李朝初期，宋代程朱之学传入。作为宋代理学基础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在朝鲜占了上风。在这时期出现了一批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比如李穑(1328—1396年)、郑梦周(1337—1392年)、郑道传(1337—1398年)等等，在他们的学说中，都有一些关于天地万物之理的论述；但是，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权近(1352—1409年)。他用图表来解释哲学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他把这张图摆在所有图的最前面，以表示其重要性。他反对天人相胜论。他说：

    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人兽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者，皆自一太极中流出。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

    权近又提出了天人相类相通的学说，他说：

    盖天地万物，本同一体，故人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是天地之有灾祥，良由人事之有得失也。人事得，则灾祥顺其常；人事失，则灾祥反其正。

    他还说：

    人众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天人之际，虽交相为胜，然人之胜天，可暂而不可常；天之胜人，愈久而愈定也。故淫者必不能保其终，而善者必有庆于后矣。

    李朝前半期的哲学思想，以及那以后的哲学思想，仍然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天人合一”的色彩以上的叙述根据朱红星、李洪淳、朱七星《朝鲜哲学思想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9年。。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东方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朝鲜哲学史上也是比较明确的。

    补充就这样多。

    在《“天人合一”新解》里，我论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在，我又补充了日本和朝鲜(韩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东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我都谈到了。因此，我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主导思想，应该说是有坚实可靠的根据的。

    我在下面介绍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李慎之教授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第3—11页。。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讲一点琐事，也可以算是“花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