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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拳红癞痢”在中学时代，是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只因为他体魄健壮，体育老师着重培养他举杠铃。区里召开运动会，他还作为学校的代表，去参加举重比赛，得了个第二名。那个时候，他既不叫“铁拳”，也不叫“红癞痢”，压根儿就没有绰号。他长着一头黑黑的短发，脑袋上一个疤癞也没有，至今也没掉过一撮头发。叫他“铁拳红癞痢”，纯粹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从天而降的时候，凌小峰参加了“红卫兵”，而且成了全市性的“中学红代会”“钢铁兵团”的战士。他在横扫四旧的时候，气力最大，砸烂的“封资修”店门招牌最多，撕破烧毁的“封资修”书籍可以比做一座山。批斗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时，他最勇敢。别人不敢给牛鬼蛇神戴高帽子，他糊一个十几斤重的高帽子，叫他们每人轮流戴一小时；别人不敢给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贴大字报，他把大字报贴到那些人背上去；别人不敢押着走资派上台，他不但把这些当权派押上台，还给他们颈子里挂上大黑板，只要主持会议的兵团头头或是造反派司令说声打，他老实不客气地拳打脚踢；别人不敢去出身不好的同学家抄家，他不但去了，还把同学家的玻璃窗全部打碎，沙发捅烂，大橱玻璃敲坏。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革命”。兵团总部头头们称凌小峰的“革命行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铁拳”这个绰号，就这么传开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和“东方红”两大派进行决战。“东方红”战士在“工总司”战友们的强大支持下，杀进“联司”总部。“联司”被彻底击溃，头头被抓，队员被扣。铁拳凌小峰不知这一次革命行动之后还有内幕，只晓得根据两大派群众组织要联合的最高指示，说了几句同情“上柴联司”的话。这下好了，他被打成“支联站”的小爪牙，开除出“钢铁兵团”不算，还被关进小黑屋子，蒙上眼睛挨了一顿毒打。
从小黑屋里出来，凌小峰才知道，他那个“钢铁兵团”几百个成员中，有二十多个人都和他一样，或因说了几句同情“联司”的话，或因去听过“支联站”的报告，或因参加过支持“联司”的集会，统统被抓起来打了一顿，开除出“钢铁兵团”。八、九两个月，是全市性批判、肃清“联司”流毒的“台风”季节，他们这些人，正好被这股“台风”刮了进去。
一个开除的决定，一顿毒打，把坚强的“钢铁兵团”战士凌小峰整晕了头。什么是红，什么是黑，他分不清了。学校里不上课，闲居在家里实在无聊，怎么办呢?他把同时被开除的二十多个“钢铁兵团”战士纠集起来，成立了一个“红色小分队”。有了组织，总需要一间屋子挂块牌牌啊，学校里的教室早被名目繁多的战斗小组占有了。社会上的空房子，更不像一九六六年抄家那阵好找了。没地方集会，二十多个人就在马路、街头碰面、瞎逛。二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年青大汉，聚在一起沿着人行道招摇过市，确实有股威风。不料，有天晚上他们逛过虹口三角地，遇上了一群真正的流氓。两帮人在电线杆子下擦身而过，喝醉了酒的流氓撞到凌小峰身上，被凌小峰一掌推出几步远，跌倒在地。流氓们吹着口哨，怪叫着，一窝蜂拥了上来。两帮人在那里打起了群架。“红色小分队”的成员个个身强体壮，勇不可挡；流氓仗着人多势众，也不甘示弱。正在这时候，“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巡逻车开过那里，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步枪的三卡车“文攻武卫”战士，“哗”地一下撒开大网，把两帮人统统围住，抓进了外滩的总指挥部。任凭“红色小分队”成员们怎样申辩，他们仍被作为流氓阿飞，毒打了一顿。接着了解到这二十多个人又都是因支持“联司”被开除出“钢铁兵团”的，为此又招来一顿毒打。凌小峰作为头头，挨打最重。关的日子也最长。
一关在“文攻武卫”总指挥部设的拘留所里，心灰意懒的凌小峰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对什么“革命口号”、“革命行动”都持一种看破红尘的态度。恰在这时，他认识了被关押在一起的几个流氓，他们把偷偷带进来的烟递给他抽，还悄悄给他讲外面花天酒地的生活，讲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流氓义气。从拘留所出来，凌小峰就和这帮人成了朋友。由于他力气惊人，打架凶猛，很快就在流氓群中赢来了名声。有人请他拔刀相助，有人受了欺侮求他报仇，只需两条香烟，一顿酒饱；或是几句刺激性的话，他就敢去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他急遽地把参加“革命”时的勇气化为流氓的斗气，逐渐地在自己身旁有了一帮难兄难弟。他和这帮弟兄偷摸过路人的钱包、撬过窑堂，盗窃过抄家物资，聚在阁楼中通宵达旦地赌博，到南京路国际饭店对面的画廊前勾搭“老阿姨”，到人民大道和女流氓去鬼混。在来插队落户之前，他吃过、喝过、玩过、嫖过、赌过，是流氓干的坏事，他都做过。他是个粗壮大汉，是个实实足足上海人经常讲的“戆癞痢”。熟悉他过去经历的小流氓，认为“戆”字太有损自己头头的威信，就改称“红”字。从此以后，“铁拳红癞痢”这个绰号，就流传开了。
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那几个月，他被关在公安局办的“学习班”里。放他出来的人，勒令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若发现他一个星期之后还在上海，立即把他判刑押送劳改农场。出了公安局学习班的第三天，他就去学校领了上山下乡通知单，来插队落户了。
到了沙坪寨之后，他果然恶行不改，带头偷鸡、摸狗、顺手牵羊，带头打群架，他发誓要把上海知青中的、当地小镇上的流氓统统收伏。小白脸丁剑萍看他是个撑大市面的，又有好几个小偷摸来钱包孝敬他，用起钱来挥金如土，便和他好上了。初来插队那几个月，两个人形影不离，赶场、上饭馆、去县城、到省城、钻山洞、进树林子，两个人总粘在一起。
秋天来临了，郭仁秀被黄文发、罗世庆捧为优秀知青，送去参加县知青积代会。县革委会副主任、县知青办主任黄三乐说了，沙坪寨集体户只需帮助好“铁拳红癞痢”，就是一个现成的先进典型。黄文发和罗世庆听了这些话，当即行动起来。
罗世庆带上一帮族中兄弟，趁着凌小峰半夜睡在集体户里，破门而入，把昏睡中的凌小峰五花大绑拉到寨上的会议室内，一根酒盅粗的棕绳，把他吊在大梁上，脚下垫一只装谷子的大囤箩。罗世庆、罗世祥吆上几个人，轮流用藤条鞭子抽打他，一边打一边问他还敢跳不跳。不料凌小峰还真有点“强盗”脾气，他被打得汗如雨下，缓过气来就大骂打他的人是孬种，有种的放他下来，和他一对一硬拚，才算得上好汉。这一来，可把罗世庆气坏了，他亲自抓过藤条抽打凌小峰，打得他无力还嘴了，他又一脚踢开凌小峰脚下的囤箩，把他悬空吊在那里，问他服不服？
凌小峰从来没受过这种刑罚，两条手臂经受不住，告了一声饶。罗世庆觉得不解气，重新给他垫上囤箩，再打，打完了又一脚踢去囤箩，再问。反复几次，直到凌小峰像挨刀猪一样大叫起来。罗世庆才把他放了下来。
这时候，大队主任黄文发上场了，他假惺惺用甜言蜜语哄了凌小峰一番，说他干活气力大，农村是最看重这一优点的；还说他出身于工人家庭，本质是好的，是完全能转变为一个好知青的，他给遍体是伤的凌小峰解了绑，拉他去自己家里喝酒谈心，还端上猪下水和狗肉招待他。最后，又请赤脚医生给凌小峰敷膏药，哄得凌小峰心头热乎乎的。他当场表了态，支书黄文发讲义气，够朋友，他凌小峰不是根木头，愿意痛改前非，出工劳动，自食其力，再不做违法乱纪的事。
黄文发和罗世庆为了制伏凌小峰，确实是啥都想到了。他们怕凌小峰稍有改变，小白脸又勾引他，便同时对丁剑萍施加压力，对她讲，如果再看到她与凌小峰在一起鬼混，就把她拖出去游街示众，剪阴阳头、打光脚板。小白脸看到凌小峰被吊打，已经吓得心里打怵，再听黄文发、罗世庆这一说，更是脸色惨白，连连应是，割断了和凌小峰之间的关系。
就这样，黄文发和罗世庆用这样“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把沙坪寨集体户这一对“宝货”制伏了。
连三棒棒打不出一个响屁的罗德益，年近四十了还打光棍的一个孤僻汉子，都在私底下说：
“这是山旮旯里的土办法制服了上海滩的洋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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