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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欣担忧的情况，没有马上就发生。
背着郑璇，沙坪寨集体户的知识青年们话头说得很凶，“铁拳红癞痢”甚至露出副动辄拔拳的面孔，但当郑璇真正回到了集体户，却啥事儿也没有。既没有公开的讥诮、责问，又没有冷嘲热讽。颜雍谋、陈佩君、詹宁华几个人，反而还盘根究底地追问她，巡回讲用团到了哪些地方，游玩了几处名胜古迹，那些名胜古迹比起离沙坪寨不远山头上的那个明代的庙宇“天牛浮云殿”来怎么样，一路上吃喝些什么，住的是哪一类旅馆客房。郑璇都用简单的语言，一一回答了大伙儿的询问。
她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出工生活，背洋芋灰，栽种麦子、菜籽、豌豆、胡豆。严欣看到，她仍像过去一样，干得认真细致。只是，背灰的时候，她总把背兜装得满满的，丢粪、上坡挑担这一类重活、脏活，她总抢在头里。自然，她的地位起了变化，人们对待她的态度也起了变化。黄文发、罗世庆这些干部，除了在开大会时点着名儿表扬她之外，在寨路上、拐弯处和她相遇，总要露出笑脸主动招呼她。公社里的赵实如、区里、县里有干部下乡，总要来集体户坐坐，看看这位全省闻名的先进知青。这一切变化，她都知道。可她从未显露过意得志满、高人一等的自傲神态。相反，她显得更谦和宽厚，更诚恳文静了。社员们找她干啥，她都有求必应，要几颗药片啊，写封信啊，赶场天找半斤粮票进饭店买两个馒头啊，只要她有的，她都给。
严欣很想找她谈一次心，刚回来几天，看她太忙，来找她的人太多，他忍住了没请她出去。日子久了，严欣又不安地感到，好像郑璇并不想单独和他相处。有几次，他们明明能走在一起讲几句话，她却借故走开了。严欣心头浮起了猜疑，她成了红人，对我这样的人，不屑一顾了。自尊心一抬头，严欣又犹豫起来了，万一他的提议遭到拒绝，那有多难堪啊!严欣联想到在县城电影院门口，她一见面就不许他搭车的事儿，疑心就更大了。
有一回，严欣去水井边淘米，郑璇正一个人在堰塘边洗衣裳。他端着米箩，站在柳树脚，主动招呼了她。
“嗳，”郑璇一边答应，一边回过脸来，神色喜吟吟的，黑亮亮的双眼露出柔媚的光，亲切地低语道：“喂，你告诉我，我的讲用怎么样?”
这神态，这声调，把严欣心中的疑念全释去了。他再清楚不过了，只有对他，郑璇才用如此亲热、如此温柔的神情说话。只是，她问出的话，使他难以回答。说好吧，那不是心里话；说不好吧，她听了会高兴吗?他抿着嘴，硬咽了一口唾沫，迟疑着，没马上吭腔。
郑璇似乎是看出了他的心思，又悄声补充了一句：“没关系，你说吧，说你心里的话！”
在她眼神的鼓励下，他照直说了：“太假了，璇，我正要找你谈谈……”
“啊，不，”她的眼睛里射出一片惊愕的光，急促地打断了他的话头，嗓音压得更低了，“严欣，我也想跟你讲一声哩!眼下，好些人眼睁睁地盯住我，我们再偷偷见面，不……不大好！传开去会很难堪的。你理解我的心，我们缓一缓，你会同意的，是吗?”
一把受了拒绝之后的怒火，从严欣的脚底下腾地升了起来，他的脸色变了，嗓音也粗了，重重地点一点头，生硬地答道：
“是的，我完全明白!那就这样吧，照你说的，我们不见面!”
严欣只瞥一下郑璇愕然张开的嘴巴，不待她说话，猛地一个转身，就往回走去，连淘的米也忘了。
这件事发生之后，严欣打消了再去找郑璇的念头。他认定，由于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心了。她想疏远他，他何必去强追她呢!理智上是这么想，可感情上，他却像被一副链条牢牢拴住了，总忘不了她。只要有她在场，只要听到她的说话声、脚步声，他就神情激动，不能自已，也就在这时候，严欣担忧的事情，突然像瓶塞“砰”地一声爆开般发生了。郑璇在集体户里，一下子变得十分孤立。
事情还得从生活放荡的小白脸丁剑萍讲起。
丁剑萍的父亲是一个坏分子，五十年代，由于聚赌、盗窃、贩卖黄金、白银罪，被判刑送到安徽白茅岭。她的母亲，一家粮油商店的营业员，是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女人。尤其是男人押送出上海之后，时常有些陌生人到她家来。三四十岁的女人，膝下又有一对女儿，她竟经常到公园里去和人幽会。两个姑娘稍大些，她连星期天也不在家，让小白脸和姐姐两人煮饭烧菜。小白脸和姐姐两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自然就受了不少熏陶和感染。从妈妈的嘴里，她们刚有点懂事就知道，男人最容易受女人诱惑；从妈妈的穿着打扮和言语行动中，她们又耳濡目染，对于做媚眼、放声清脆地“格格格”大笑、假作镇定、含情脉脉等手段，都不学自会了。小白脸的姐姐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在家做了一阵子社会青年，分配到手帕厂当了学徒工。三年艺徒还没满师，她已怀了孕，结果受记过处分，延长艺徒期半年。艺徒刚满师，她就结婚了。小白脸学得比她姐姐更糟，在初中二年级，她就和人在南京路上逛，兜商店、进饭店吃饭、喝酒。文化大革命初的两三年间，她既没参加“战斗小组”，也没进啥“造反队”、“赤卫队”，而是整天逛在社会上，和一群流氓阿飞鬼混，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癞三”。她那“小白脸”的绰号，就是流氓阿飞群里喊出来的，在里弄、街道、区里面都有点名声。有两帮流氓、阿飞，曾因为她而争风吃醋，约人在偏僻马路上打群架，匕首、三棱刮刀明戳暗捅之下，十多个人受了伤。从此她的“芳名”更为大震，传到人民大道撑市面的流氓头子那里去了。后来，又因她同时与几个流氓头儿保持“恋爱关系”，惹恼了一个绰号叫“外国人”的家伙。这人恼怒之下，趁着和她幽会，一刀把她耳朵边拉了道大口子。从此以后，小白脸的右耳朵旁就留下了一道疤痕，弄得她只好把在耳旁的鬓发拚命蓄长，用乌发来遮盖她光洁白皙的脸皮上这点儿瑕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上海还有一个发明，那就是把在各区公安局抓起来办“学习班”的流氓、阿飞、盗窃分子，把根据张春桥指示解散的少教所、工读学校的少教犯、工读学生，把类似小白脸丁剑萍这样颇有名声的流氓、赖三，混杂在六六、六七、六八老三届学生当中，带强制性地要他们到农村去。怕苦怕脏怕劳动的丁剑萍，像洪流里卷进的朽枝腐叶一般，也来到了沙坪寨。
谈起这段经历，小白脸非但毫不难为情，还自以为得意地说：
“哈哈，比起你们这些姑娘来，我可是乐多啦!我穿过、玩过、吃过、喝过，什么样的男人我都见识过！你们呢，你们有这个福气吗?陈佩君，你有呢大衣吗?邵幽芬，你长得那么漂亮，收到过几封情书?南京路的六大饭店，你进去过几次?郑璇，‘喜来临’、‘国际饭店’的高级蛋糕，你能经常吃吗?朱福玲，你这个丑八怪，别把背脊朝着我，你这种人，恐怕一辈子也没有男人想摸摸你吧!”
到沙坪寨插队落户之后，小白脸出工倒是满积极的，拿她的话说，“山沟沟里没商店好逛，没饭店可进，闷在屋里一样事儿也没有，不如上山散散心呢！”可来了没多久，她就和“红癞痢”凌小峰混得火热了。原因很简单，“红癞痢”是全县闻名的“铁拳”，打架是“头一号种子”，他手下除了有一批惯于动拳头的流氓，还有几个惯窃。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还有好几个战友，都是知识青年中有点声望的干部。其中几个人，已被培养成为公社、区一级的团委干部了。讲起来稀奇，追究起来也极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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