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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璇在县城讲用的恶果，很快就反应出来了，快得使严欣都还没思想准备。
那天，讲用会开完，知青们还是由各公社自己联系的卡车送回去。沙坪寨上的知青，同巴佬公社其他大队的四五十名知青，挤站在一辆卡车上。其他大队的知识青年，有的认识郑璇，有的还不认识；不管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他们和郑璇都不太熟悉。郑璇来插队落户之后，从来不走村串寨，到其他集体户去交朋友、谈天玩耍。那些知识青年，纷纷向沙坪寨的男女知青们打听，郑璇在大会上讲的，都是真的吗？
“真个屁！全他妈的吹牛。还真吹得像呢!等她回到集体户，看老子不骂她个狗血喷头!”“铁拳红癞痢”凌小峰坐在车厢角落里用铁丝拴牢的大油桶上面，拳头在车顶上“咚”地击了一拳，厉声叫嚷着。
站在铁油桶旁边的颜雍谋，缩着脖子避风，把胖胖的脸庞躲在驾驶室后面，双手紧抓着被凌小峰掀落下来的半截帆篷布，斜了凌小峰一眼，淡淡一笑说：
“老阿哥又要吹牛夸海口了，郑璇真的回到集体户，怕你连说话声音都要低三分呢！”
沙坪寨集体户的男女知青，谁都知道凌小峰爱夸海口，爱出风头。可颜雍谋在此时此刻却偏偏说出这种话来，连反应一向比较迟钝的顾易也抓着铁篷架，凑近严欣身边说：
“这恶讼师，又在使激将法了。”
果然，凌小峰听了颜雍谋的话，一双豹子眼里顿时射出两股亮光，往车厢旁边几个外队女知青斜了一眼，嗓门压倒了卡车的引擎声道：
“好，你颜胖子看着，郑璇回来，我要不骂她，将来绝子绝孙!”
“算了算了，我也是开句玩笑。”颜雍谋扫视了周围的知青们两眼，息事宁人地说，“老实讲，郑璇现在是大红人了，得罪不起。就是你老阿哥骂她几句，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还是太平点吧！”
“滚你娘的蛋!你瘪三最没出息，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十足的两面派。”凌小峰拍着胸脯，挺有气概地说，“不是我吹，哪怕郑璇红到全国，我也敢骂她。”
卡车在上坡了，迎头吹来的风小了一些。司机大概换了挡，引擎声更响了。待卡车开上一个高坡，开始往盘山公路上拐时，詹宁华一手拉住车厢板，一手挟着小半截香烟屁股，伸长脖子，眯起眼睛，狠狠地吸了最后一口，把烟蒂扔到车外去，说：
“骂不骂倒是一回事。我是在担心，去年，我们沙坪寨集体户评上先进，县里发的铅印文件上，内部印的刊物《在广阔天地里》，都说我们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一阵热风吹过去，刚刚要被人忘记，现在郑璇又成为引人注目的优秀知青，讲用报告里大讲扎根山寨志不移。真到了外头来招工招生的时候，人家拿这些话一顶我们，沙坪寨不就一个上调名额捞不到了?我们这帮人不就一下子栽到坑里去，永远别想远走高飞了！”
他的话引得外队的知青们一阵讪笑，有人说：“这才好哩，我们多几个名额！”有的反话正讲道：“这么说，评上先进集体户，出了个全省闻名的优秀知青，不是好事，是坏事啰？”“对郑璇来说，自然是好事。”詹宁华满有道理地伸出原先抽烟的左手，手指头一个一个伸出去，振振有词地说：“像她这次去开会、巡回讲用，住上等旅馆，吃招待宴席，到处游山玩水，除了拿出差补贴，队里还要给她评最高工分。而且她什么活也不用干，只需照着印好的稿子，老和尚念经般一读，谁不羡慕，谁不眼红。你们看到没有，她都比原来胖了，也白多了！”
凌小峰怪声怪调地叫了一声：“也标致多了！”
“标致个屁。”小白脸丁剑萍不服气了，气愤愤骂道，“瘦得像一根长竹竿。叫她跟邵幽芬比比看，叫她来跟老阿姐我翻翻‘行头’看!”
“哎唷，”颜雍谋探出粗颈子，嬉皮笑脸地朝小白脸道，“你倒妒忌得翻脸了，有啥好吃醋的嘛，啊?”
丁剑萍老实不客气地指着颜雍谋骂道：“你给我靠边点，只想揩油、讨便宜的家伙，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肥脸，小气鬼！”
怪就怪在这里，小白脸气冲冲忿忿然的一骂，胖子颜雍谋侧转半个身子，一句话也不吭了。卡车拐过了弯，正在微斜的下坡公路上疾驰，迎头吹来的风，强劲得多了，刮到人脸上，麻辣麻辣地痛。毕竟已到了晚秋时节，寒意很重。车开得快，公路两旁的山峰岭巅，都像倾倒般从车上知青们的眼前闪过。西斜的阳光，已显不出丝毫的暖意了。尤其是卡车开过两面山峰耸立的公路时，风头更大。知识青年们一张嘴，风就冲进喉咙，因此这截路，谁都不说话了。
直到卡车重新沿着沙石公路开始放慢了速度爬坡，顾易才对詹宁华说：
“小詹，你也太小心眼了！男子汉嘛，眼光总要远大些，要承认人家的成功，为人家的成功高兴。至于抽调嘛，那和讲用完全是两码事。你急什么？”
“顾易，我哪能和你比啊!”詹宁华拖长声调叫了起来：
“你父亲是大学教授，工资一百几十元，你母亲是中学教师，工资七八十元，加起来二百多元。你又是家中最小一个儿子，哥哥姐姐不是工程师、技术员，就是医生、科室干部。你在这儿插队落户，三天两头有包裹、罐头寄来，每月还有十元钱零用。像你这样有吃、有喝、有用，叫我插队十年，我也干。今天你不是又要到公社邮局取包裹吗?我呢，谁给我寄邮包?我能和你比吗?我恨不得明天就上调，赚工资！”
平时和顾易、严欣颇接近的詹宁华，把顾易的家庭情况无意间一讲出来，引得好几个知青嘴里不时啧啧出声，小白脸还歪过头去，眯起媚眼瞅了顾易几眼。
詹宁华这些话，倒不是在嘴头子上强过顾易。严欣和顾易都知道，这个爱漂亮、爱清洁、爱吃喝的俊小伙子，家庭经济状况确实不佳。他俩都知道，詹宁华的父亲在解放前的上海当过几个月伪警察，解放后被安排在一家机器厂当弯管子工人。一九五五年的时候，他父亲从厂里顺手牵羊，拿回家几根堆在露天一年多没用的细铁管，敲敲打打做成了一个单人铁床。这事儿被到他家来玩的工人看到，报告了领导。厂领导在全厂大会上点名，说他父亲盗窃公家财产。他父亲不服，当场在饭堂里和厂领导顶开了嘴，结果被收回铁床、罚款还不算，并且给他一个记过处分。一九五八年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他父亲的名字上了红榜，敲锣打鼓被欢送到浙江宁波农村，大办农业去了。从此以后，詹宁华和他的弟妹三人，就全靠在织布厂当工人的母亲收入过日子。一家四口，六十多元工资，经济上是很拮据的，尤其是近几年来，他们年龄相近的三兄妹，一个出来插队落户，两个还在上中学，人人都要置办衣服，穿不起牛皮鞋，猪皮皮鞋总要弄一双穿穿。母亲用了这个月愁下个月，尽管可怜老大出来插队，也是心有余力不足，无法补贴他几块钱。在这种情况下，詹宁华当然极想早早抽调到工厂，哪怕当一个学徒工，也要比泡在农村，一年四季没有收入强啊。
顾易没想到，自己一句话，引得詹宁华发出那么一顿牢骚。他怕弄僵关系，忙微笑着，用缓和的口气道：
“小詹，我倒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郑璇红了，虽然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但也不会像你说的，影响到你我这些想离开农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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