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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
杰森笑了一下。“这就是整个任务的核心。”他从模型上松开一整组的螺丝钉，掀开船身前方的一片嵌板，露出一个有防护罩的内槽，里面分隔成许多六角形的小区块，像蜂巢一样。每个区块里都安置了一个钝钝的黑色椭圆形物体，看起来像是一窝黑漆漆的蛋。杰森从里面拿了一个起来。那个东西小到用一只手掌就可以握住。
“看起来好像一只草地飞镖。”我说。
“只不过比草地飞镖精巧得多。我们把这些东西撒在火星的大气层。当它们降到一定的高度时，会弹出螺旋桨叶片，然后旋转着向下飘降，散掉高温，减缓速度。我们会根据每艘宇宙飞船不同的独特装载，撒在不同的地方： 南北极，或赤道。无论我们想找的是地底下的海盐泥浆，还是天然冰块，基本的程序都是一样的。你把它们想象成皮下注射的针头，把生命灌注到那颗星球里面。”
据我所知，这个“生命”的成分是基因工程改造过的微生物。微生物的基因型结合了其他菌类，例如，在南极干燥山谷的岩石中所发现的菌类，或是能够在核反应炉废料排放管里生存的厌氧性生物，或是在北冰洋巴伦支海海底的冰泥中所发现的单细胞生物。这些有机生物的功能主要是滋润火星的土壤。当老化的太阳暖化了火星表面时，这些微生物就会滋长茁壮，释放困在土壤中的水蒸气和其他气体。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超基因工程改造过的一系列蓝绿藻品种，简单的光合作用植物。最后，我们用更复杂的生物形态，继续开拓第一次发射所创造的环境。在最理想的状态下，火星会永远只是一个沙漠，释放出来的水分，顶多只够形成浅浅的、不稳定的盐水湖……不过，这样大概也就够了，够我们在被遮蔽的地球之外创造出一个可以住人的地方。人类可以到那里去，活下去，在相当于地球一年的时间里，繁衍一百万个世代。如此一来，我们的火星兄弟就可能有时间帮我们解开谜团，那些我们只能靠摸索去揣测的谜团。
在火星上，我们会创造出救世主的族类，或者说，让演化为我们创造救世主。
“实在很难相信我们真的做得到……”
“只是如果。没做之前，我还不能下结论。”
“就算只是假设，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是绝望中孤注一掷的科技行动，你完全说对了。不过，拜托你小声一点。无论如何，还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站在我们这边。”
“时间。”我猜。
“错了，时间只是一支很有用的杠杆。真正发挥功能的元素是生命，抽象的生命。我的意思是，生命再造，生命演化，生命复杂化。那就是生命的模式，填补瑕疵和裂缝，经历意想不到的转折，生存下去。我信仰这样的过程： 充满活力，不屈不挠。至于能不能救得了我们？我不知道。不过，真的有可能。”他笑了一下。“如果你是预算委员会的主席，我就不会说得那么模棱两可了。”
他把飞镖拿给我。飞镖出乎意料地轻，还不到一颗大联盟棒球的重量。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万里无云的火星天空，数百只飞镖如雨点般从天而降，将人类的命运灌注到贫瘠的土壤中。接下来，就看命运会为我们带来什么。那一天，距离圣诞节还有三个月，爱德华·罗顿到佛罗里达园区来巡视。就在那个时候，杰森的症状复发了。那些症状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发作了。
去年，杰森到诊所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他的症状，虽然有点犹豫，但说得有条不紊。他的手臂和腿会感到短暂的虚弱和麻痹，还有视线模糊，偶发性的晕眩，不定期的大小便失禁。虽然这些症状都还不至于会导致肢体残障，但出现的次数愈来愈频繁，已经不容忽视。
我告诉他，可能的病因很多。不过，他一定和我一样心里有数，很可能是神经上的问题。
拿到验血报告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报告上显示，多发性硬化症的检验项目呈阳性反应。自从十年前化学药剂“硬化他汀”问世以来，多发性硬化症已经是可以治愈或可以控制的疾病。有点讽刺的是，时间回旋发生的时候，蛋白质组学正好也同时获得许多医学上的重大突破。我们这一代，也就是我和杰森这一代，也许逃不过世界末日的命运，但至少不会再死于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症、糖尿病、肺癌、动脉硬化症，或者阿兹海默症。工业文明的最后一代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健康的一代。
当然，事情也不完全是那么简单。诊断确认的多发性硬化症病例中，将近有百分之五对“硬化他汀”或其他治疗方法没有反应。临床医师开始讨论这些病例，认为那是一种“多重抗药性多发性硬化症”，甚至可能是症状相同的另外一种疾病。尽管如此，杰森的初期治疗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我开给他的处方是每日最小剂量的硬化他汀。从那以后，一直到爱德华抵达那一天的那段期间，他的症状完全消失了。爱德华抵达园区那一天，就像刮起一阵难以捉摸的热带风暴，走廊上挤满了国会助理和媒体记者，像是暴风过境后散落满地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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