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洪峰乞讨
文学生活、爱情及其他

    这十几年实际上是洪峰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声称自己写长篇从来不写提纲，不作草稿，从一九九三年到二○○六年，几乎每隔一到两年就推出一部长篇小说。“写出不错的长篇《生死约会》和《去明天的路上》，还有《革命革命啦》和《中年底线》。”

    “我手头一个长篇都搁着好几年，我的出版社的朋友老劝我拿出来发表。”他也诚恳地感谢写作给他带来的馈赠，令他可以意识到：温情、善意、忠诚、信守诺言、援助不幸、惩治背叛、寻求人类和平、悲悯生命、热爱生命……面对文坛的风云变幻，他鲜有失落感，别人功成名就，那是他们的本事，“我没这个本事”。他只关心大家不太关心的事情：比如说哪里打仗啦，哪里爱情啦，哪里出了一个马铁奥或者安娜·卡列尼娜……

    作家陈村说，“商品经济在鼓励作家逃离文学”，而“洪峰是个好作家”。

    洪峰的个人收入来源于政府薪金和缴了税金的稿酬。“出版社出我的书，基本都不赔钱。我的一本书的版税，平均每本三万至四万，加上重复出版，这几年挣的版税，也有个小四十万的。”

    他的个人开销主要是抽烟喝茶，不喝酒不习惯聚会，一九九三年的衣服他现在还穿着。如果有什么大的开销，就是每个月要抽三条烟，大概花销是两百来块。

    他不喜欢都市，于是经常逗留在云南的山区，不是丽江、香格里拉也不是西双版纳，他喜欢没有游人光顾的山里，“天然，更清澈，更干净。”二○○二年，他遇到了后来的未婚妻小燕，“和那里的山水一样清澈和干净的女人”。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很快乐，很单纯”。

    二○○四年十月，洪峰和剧目室的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到云南的一个村子去种甜瓜。那里种出的甜瓜，价格是每公斤十二元。“你说作家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不如教当地的农民种瓜，还能帮助他们脱贫，顺便写个关于种瓜的书，写写那里的农民。”他带着文化局领导给的五千元去云南。后来小燕查出患了子宫癌，今年七月，他带小燕回沈阳看病，种的瓜没人看，“都被猪吃了。”

    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有时和人打架。有一次去银行，看见职员在训斥一个不识字耳朵也不大灵光的老太太。他看不过眼了，上去劝说。那人说，“你这大老爷们……”洪峰说，“你这大老娘们……”有一次朋友还痛心疾首地说，“洪峰，你说你一作家，你跟食堂的师傅打架做什么……”

    未婚妻身患癌症，需要费用(平均每月两万八千多元)，洪峰自称已经举债不菲，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我给市长、市委书记写信也不是为了跟他们讨钱花，只觉得个人利益受到侵害，要讨一个公道。我没有能力面对小官僚的滥用职权，只是请求市长他们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下个命令什么的。”

    事情闹得这么大，也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在文化局十一年来没有过和同事冲突或者对上级抗命的记录，只有这一次和主任较真了。“那是主任非法断我粮草在先，不反抗不如死了。”

    “我看见的不公正不是欠薪之类的，我看见的是人内心的不公正，这种内心的阴暗和残忍，比体制的不公正更让人难受。”

    他自己并不反对体制，“奇怪的是我一直很信任这个体制”。对于其他作家的冷言嘲讽，他有点伤心。“没有人骂作秀，白吃饭不干活，就相当于给我支援一百万元了。”

    十一月三日，九至十一月三个月工资已经到达洪峰账上。十一月三日后，沈阳市文化局对此事三缄其口。

    实际上，每月两千元的收入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只是杯水车薪。但这意味着基本的生活有了保障，意味着“还有一份信心”。

    洪峰拒绝了外地一些朋友的财务资助。他比较犟，一再表示要治好小燕的病，不管花多少钱。对他而言，比他小将近三十岁的来自云南偏远山村的小燕姑娘，长得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任女友都“不好看”，可是却是相处“最舒服，最贴心”的一个。“这是几十年都没有过的感觉了。”

    在采访中，他时不时说笑话儿，他有着讲故事的天赋。带着无穷尽的俚语和歇后语，和层出不穷的比喻。他顺便提到了这些，《静静的顿河》，《伟大的盖茨比》，那些孱弱的内心。他提到《霍乱时期的爱情》，那部伟大的著作，里面的坚忍和浪漫。那是爱。算是他的信仰。对于一个从小近视一千二百度的人来说，也许性命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