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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解玺璋看韩寒)
我谈这种问题(低龄化写作)时,主要是文学的民主化,在这里面不存在对其判断的问题,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学写作都应该有流传和传播的权利,我不在乎划分哪个群体。价值判断有时候是很可疑的,我们必须容忍各种价值观,不管是“八零后”还是“九零后”。
作为一个出版人,我觉得出版是不能有限制的,这也是宪法规定的权利,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规定什么能出什么不能出,我的思想就是针对这个而来的。
“八零后”出来时,受到的压力并不大,他们有自己广大的读者群。中老年读者群的萎缩,可能和家里的经济问题相关,这也是很正常的,不过他们买书少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读书少。
韩寒出来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放飞一只自由鸟》,我直接采访韩寒的。我觉得他的出来,是对青少年主流写作的一种反抗。我是很支持这种东西的,我很反感主流的东西,希望抓住社会上各种反抗主流的写作来支持他们,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还是边缘的。因为我觉得文学应该是多重声唱,而不是“一言堂”。
当时在晚报当记者,我挺喜欢他那个《三重门》,我还觉得,他思考的问题超出中学生的视野,现在很多中学生写的还是受制于自己的学生的经历。而他有很多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一直有争论,文学界很多成年人看不上这种写作,但实际上这种写作和互联网的发展有关系,这还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作出判断的结果,这是他的发展引起了一些出版商的注意,他们会觉得这种东西很有市场,来做投资做实验什么的。我觉得不是出版界很自觉地去发掘了“八零后”,他们是自己往外冲往外闯的过程。
好多人都找我,比如帮着看稿子啊,推荐个出版社啊。我们也年轻过,人家好容易找着你了,总要给人看一看,既然自己有这个条件,总要做点这方面工作吧。找我的都是在校的学生,广院的啊,包括还有湖南的陕西的东北的天津的,只要时间允许,我都愿意帮他们看看,能不能出我也给他们个信儿,能出我就尽量找个地方或者自己就出了。但现在也是看不过来,一百多个书稿压在我这儿。
到后来还是有出版商在后面操纵,我后来翻过《长安乱》,我觉得就写的不好,我感觉至今没有达到《三重门》的水平。当然也不能完全赖他,因为很多书商都是这样,都是觉得那个作者有卖点,就催着作者写,而作者考虑到经济问题,就会配合书商,这其实对作者是一种伤害。不光是韩寒,余杰不也是吗?你老催着他写,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像样。有时候你甚至还没写完呢,就有人跟你签约了。
我现在基本上不看他们的东西,因为弄不清真假。我是不参与跟人家抢稿子的事儿,但很多人会做,有利润啊。
畅销书基本都是炒作,你得了解他们自己的策划。比如现在他们的这种炒作,连一篇书评都没有,都是制造一个轰动性的事件。以前的炒作还比较严肃,还组织写个书评或者什么的。有些人还把这个当作一种进步:把娱乐界的炒作方式引进到图书界。
这种炒作不是写作的民主化,是媒体和商业结合后在使用自己的霸权。其实我并不反对炒作这种概念,我以前也写过支持炒作的文章。
我当时在晚报办读书版,韩寒的责编袁敏约我,有新书出来他们肯定会找我,这也是日常工作。我当时就觉得这小伙挺聪明的,挺有思想的。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叛逆,他写《三重门》时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叛逆。现在他有什么叛逆啊。一个孩子在家长面前撒撒娇,你能说他叛逆?叛逆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才能算。他已经算不上叛逆青年的代表了。如果从文字上讲,从思想深处,我倒觉得肖锐,就是写《我是你儿子》的那个。他现在在给田壮壮做研究生,我觉得他的思想训练,那种叛逆是骨子里的那种叛逆,社会上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我给你介绍一老愤青啊,叫林兆华,北京人艺的老导演。所谓愤青。就是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这才是愤青,这是一个好词,人家说我愤青,我从来不生气,这是自夸的。知识分子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对社会不满意的,都是提出批评的,而不是处处为这个社会找合理性的依据。另外我也觉得,撒撒娇骂骂人,这个东西也是维护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有好处,你看政府为什么不出面。他没有看到这个有什么危害,要有危害早出来了。王朔也是,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弥合这个社会。
娱乐时代是谁制造的?说得透彻一点,就是政府制造的。你别看政府有时说低俗,他背后挺高兴的。韩寒就是这个娱乐时代的一个泡沫,大潮中的一个浪花。他不骂政府吧?他是一种玩乐心理,不是批判心理,捡软柿子捏吧,你看他为黑砖窑出来说过话吗?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在客观上是为了这个和谐社会的。
我觉得他这个下滑的趋势特别不好,就像王朔一样,我以前也喜欢王朔,《看上去很美》以后就不喜欢他了。他后来写的东西都是他以前嘲讽的。
我思想的局限性我自己清楚,我总有这种理念,我总觉得做文字的人,都应该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但我也有我理智的一面,我知道不管是娱乐文学还是什么的,都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应该歧视人家。民主化是一种渗透性的,是一种选择,生活态度,但要有这个认识。当然这也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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