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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臭美妞儿最后决定带着她奶奶去上海，说那儿有几家台湾人开的私人医院，医疗条件和自然环境都比北京要好很多。
帮着胡同妞儿办完入学手续，臭美妞儿就走了。
胡同妞儿的大学生活也正式开始了。热闹和人来人往的生活让胡同妞儿渐渐地淡忘了臭美妞儿。就在这个时候，臭美妞儿来信了。
信上告诉她去上海的真实原因，是在广东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做生意的台湾人。
她用最通俗和最直截了当的话解释说：她现在过着所谓傍大款的日子。
台湾人除了供她吃喝玩乐，还教她怎么做生意，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负担了她奶奶的全部医疗费。
这种生活对胡同妞儿来说太复杂，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回信开了个头就丢下了。
后来臭美妞儿又来过几封信，信中更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生活：
她跟上海的台湾人学会了香港话还有一点儿闽南语，他们一起去看《云门舞集》，臭美妞儿知道了什么是赖声川的相声，还有杨慧珊的琉璃作坊。其间她接触了不少港澳台的生意人和文化人，他们看起来要比北京的和上海本地的同业都要精致许多，也文雅许多。不过在身为北京人的臭美妞儿看来，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小气。当然不是说在钱上的小气，那个台湾老头儿对她还是相当慷慨的，在浦东买了一套200多平米的复式的房子，放在她的名下，并且不顾家人和子女的反对搬过去和她住在一起。
事实上，他在男女之事上已经不怎么行了。尽管他只有50多岁，但可能是年轻时候纵欲过度，或者是随着阅历增加变得清心寡欲了，总之他不是那种很磨人的情夫，不是那种好像花了一些钱就一定要赚回相同的享受的那种暴发户，或者说他真正的享受不在于此，他讲究的是生活的品质。穿什么牌子的衣服，看什么样的戏，坐什么款的车，甚至是见什么样的朋友，他都有自己的独到的品位和见解。这就是臭美妞儿愿意和他在一起的缘故。
每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从各自的房间走出来，迎着阳光，光脚踩在地板上，看着浦东日新月异的街道，然后品一杯咖啡，再做一餐简单的早餐，接着他们一起驱车到浦西的新天地，老头儿在那儿开了一间艺术品展示的店。他常常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客户多么有钱，但一定要有闲，要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一点儿理想。臭美妞儿觉得他很可笑，尤其是他对大陆人生活的隔膜，臭美妞儿想他这一辈子也休想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大陆了。
说他们小气，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似乎够优雅，能一点一点地去品味生活的一点一滴并且真心实意地沉醉其中；一方面他们又过于在意事情过程中的一些细微末节，在臭美妞儿看来根本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引起他的强烈的反应。比如说人家借了他的藏品去做一个PARTY的展示，他答应得痛快，但临到人家要他拿出来时他又一连几天不停地嘀咕，怕人家不给他上保险，怕搬运工人手脚不麻利碰坏了，怕参加PARTY的人不够品位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到了开展那天时他甚至还要亲自出马指挥如何布展，甚至连找东西给擦干净这种事儿都要亲自过问。
臭美妞儿看不上他们这种谨小慎微，小心翼翼的做派，觉得这就是岛民的作风。其实人家也是情有可原的，那可是头一年他刚从北京翰海拍卖会上用上百万的高价购得的，换了谁也会在意的。臭美妞儿享受的是像PARTY这样聚会的时刻，每当那个时候，他会像展示自己最珍爱的藏品一样把她推荐给所有人。
诸位，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有新朋友，有旧朋友，当然，还有我的女朋友。
他的适可而止的幽默感也是让臭美妞儿欣赏的，他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开始，在适当的时候结束。或者他们台湾人的生活已经进入了一种高度制度化公约化的秩序里，比如他的太太就在上海另外一栋房子里深居简出地替他养着一双儿女，对臭美妞儿的存在充耳不闻，从不过问，也从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从来都没提过离婚这事儿，臭美妞儿也没提过。他总说，你们大陆的女孩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独立，太逞强了，不过这一点也是我最欣赏的。每到这个时候臭美妞儿都会纠正他，不是每个大陆的女孩儿都这样儿的，就我们北京女孩儿才这样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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