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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旭在医院里帮助爸爸起床，替他端饭、倒茶，打扫病房。病房门口，那两个监督程帆的人，按上级命令不准父子间谈论任何事情，只能讲一两句简短的对话。
但是，监督他们父子的年轻人，每班要坐八个小时，多腻味啊!值早班的总要看看书、翻翻报纸，和走廊里的护士聊天谈笑；值中班的在吃过晚饭之后，总要去电视室看看电视；值夜班的干脆和他们父子一样，把几只椅子排成一队躺下睡觉。这样，程旭和爸爸总有一些谈话的机会。
爸爸问程旭下乡后的情况，听说程旭下决心在韩家寨试育良种，爸爸大为赞成；爸爸问外面的形势，听程旭谈到一些反常的情况，如外地工厂只贷款、不生产、有些地方资本主义泛滥，山区的村寨上变相的“四旧”复活；迷信活动猖獗；姚银章那样的土皇帝为所欲为；农村社员的生活水平很低，他总是紧皱眉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爸爸也问到家里的情况，程旭一一谈了每个人的情况之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程旭，人的一生，总要经受种种严峻的考验……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比总是在花园里散步好!”
“爸爸，”程旭忍不住指着病房墙上的两条黑字标语，(一条是“打倒叛徒、黑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程帆!”、一条是“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问：“为什么要这样搞?……”
程旭难受得说不下去，爸爸却坦然地露齿笑了笑，郑重地说：“孩子，爸爸是个共产党员，我对党、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
这样好的爸爸，为什么有人要关押他，为什么有人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为什么?程旭愤愤不平地问道：
“爸爸，过去你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宁死不屈，受尽折磨，为什么今天，他们也还是这样折磨你……”
父亲向他摆摆手，示意他不要激动。显然，爸爸对这个问题，考虑过很久了。他低沉而镇定地说：
“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孩子，你要牢牢记住，有时候，乌云也会布满天空，但是，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他们的谈话，时常被打断。有时候是走廊里的脚步声，有时候是监督程帆的年轻人赶回来不放心地瞥视父子俩几眼，生怕他们会不翼而飞。就在这种时断时续的交谈中，程旭从爸爸的话里，吸取了多少有益的养料啊，他觉得心胸开阔了，他觉得目光深远了，他觉得意志坚定了。
程旭以前总认为是了解爸爸、熟悉爸爸的，在陪伴爸爸的这些日子里，他才感到真正熟悉了爸爸、了解了爸爸。
他比过去更加热爱爸爸了。细心地照料爸爸的衣食，久久地坐在爸爸的床头。尤其是每天给爸爸去端饭菜，他总是争取给爸爸拿些较好的菜来。有些人看到他是个“专政”对象的儿子，不免投来鄙视、轻蔑的目光，说些刻薄话。为此，程旭不知伤心过多少次，气愤得想喊叫起来。但是在爸爸面前他总是把这些掩盖起来，免得影响爸爸情绪。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是看墙上的标语、不是看门口有两个人监督他们这些表面现象来判断人的。他们在学习中、在生活中、在自己的感情上有自己独特的判断，时常有人投来同情、关切的目光，时常有人不让人察觉地把好菜配给程旭。程旭印象最深的，是医院的那个四十多岁的护士长，她端庄沉静，态度和蔼可亲，说话总是轻声柔气，动作熟练而准确无误，腰挺得笔直，走路的时候，脚步放得很轻、很轻，每次只要她分配菜，程旭总能拿到一份可口的营养菜。
感谢医院的治疗，四个月之后，爸爸开始痊愈了。但是，新的勒令又来了，不准程旭再去服侍父亲。很快，他的父亲又被送进黑屋子里去了。
雨声哗哗，风声呼呼，慕蓉支靠着岩壁，脸对着程旭，听他说完了这段往事。在听的过程中，她一会儿惊骇，一会儿疑惑，一会儿不解，一会儿害怕。当程旭把一切都讲完之后，她仿佛觉得，自己被领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道口上，站在那儿，既渴望又害怕地向前方仰望。她好像看到了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想到了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半个多小时，她觉得自己长高了，比这以前，更加了解程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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