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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怎么能加入红卫兵呢?参加‘红外围’都勉强!”江彦城决断地说。
瘦弱纤小的红卫兵排长不服气，“呱呱”地争辩着：
“我们研究过，她父母亲做过小生意，这不假，不过从没剥削过人。”
“我没空和你辩论，我有权保证红卫兵组织的纯洁性!”江彦城不耐烦地把表格掀过去，看下一个人的情况。
“那，那我无法回话。你自己对她讲吧，她也来了!”红卫兵排长用手朝总部门口指了指，把矛盾上交了。
这倒是江彦城没料到的，丁馥竟然也跟着来了!他顺着排长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姑娘，高挑瘦削，脸色略显苍白，正凝视着他，不待他说话，她却一个转身，走了。
这就是江彦城和丁馥的第一次见面。那年头，红卫兵团常委要和全校三千多名师生打交道，每天要讲多少话，要看多少张脸，简直无法记住。可事情就是那么怪，丁馥的脸，印在江彦城的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甚至直到三年多以后，当他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到了安徽，在广德县乡下的集体户里看到她时，竟一下子就把她认了出来。
丁馥!
尽管这时候的丁馥，已是个娴静温存、寡言少语的十八岁大姑娘。和三年前有了很大变化，他还是认出她来了。
有多少次，他都想和她说些什么；有多少次，他都试图帮着她挑水、砍柴，干些她干不了的重活。虽然他啥也没说，几乎什么都没帮她干，可是她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神情。他们虽没说话，可青春的眼睛，有时候比说千百句话还管用呢!
只怪她不争气!
“哈哈，彦城，这才是奇闻呢，上海知青在集市上摆出五香豆摊了，奇闻，奇闻，天下奇闻!”
“是哪个?”
“还有哪个，就是我们同户的丁馥!”
“啊!”
江彦城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是的，这已是插队落户的第四年，招生、招工没份，回上海无望，就是要搞病退，也得家中有底子，拿得出钞票，去打通各种各样必须打通的路子。家庭经济拮据的，只有在农村慢慢拖。知青的生活艰难，日子不好过，这是事实，可这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她丁馥为啥这么蠢呢?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卖五香豆，做小生意，在这一代闹过“文化革命”的青年眼里，是多么可卑的事儿。
“她……她怎么如此糊涂，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憋了半天，江彦城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就是嘛，该去劝劝她。”于艺文兴冲冲地说。
“还劝呢，”邻队的刘廷芳撅着嘴说，“这种人啊，连面子也不要了，就该出出她的丑!”
“走!”江彦城想到自己当过红卫兵常委，又是顶着名儿的户长，决定亲自出马去劝告丁馥。
谁料到，邻近几个大队的上海知青，你呼我唤的，不多会儿都传遍了，要到集市上，去出摆五香豆摊的丁馥的洋相。尤其是一帮酗酒、赌博、不三不四的流氓，更是哄得凶。
当这一大帮人，出现在丁馥的五香豆摊跟前时，丁馥惊慌地大瞪着一对眼睛，询问地瞅着江彦城。
“你这是在干啥?”江彦城的语气委婉、恳切。
“卖五香豆，养活自己。”丁馥的声音比蚊子叫还低。
“不，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知青，怎么连这点是非也分不清?”江彦城的口气，气恼中带着哀怜。
“豆是集体分的，五香豆是我双手做的，怎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丁馥的嗓音响了些，辩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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