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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吵吵嚷嚷，想得票子，没那么容易!”队长训斥着知青们，严厉地对大家进行着再教育，“春上种树，要到秋后验证栽活了，票子才能到手。像你们这样子，连棵老白菜也种不活，哼!”
说是这么说，真去栽树时，队长把易活易长的好树种，最先分给了知青们。
随着寨邻乡亲们到洞子周围种树那几天，老娄仍然扛着把锄头，也同知青们一道来种树了。这人清瘦，个头高高的，有一双大而忧郁的眼睛，话不多。姑娘们喊累时，他邀知青们去屋头坐，喝茶嗑瓜子儿。
约摸离洞门两三百步远的桦林旁边，盖起了一溜平行的四间砖瓦房，房前包墙圈起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坝，是水泥地坪。院坝里有自来水龙头，还配有水兜、刷衣服的小平台，水管从围墙外不远处的一眼泉水里引来，知青们一面打开龙头洗手一面欢叫着。没想到在这遥远落后的山旮旯里，竟然会有如此方便的城市文明。
从头一天开始交往，老娄就主动给众人打招呼，欢迎大家得空来玩，不习惯在堰塘边、沟渠里洗衣裳，欢迎大家到这里来洗，吃顿便饭、摆个龙门阵都可以，唯有一条，请大家不要向他打听洞子里的情况，问了他不说，双方都难堪。
这就算同他交朋友的条件了。
回到知青点上，知青们议论起来，都觉得老娄这人忠厚、实在、关心人，大家都愿意继续同他来往。
先是女知青相邀去他那里洗衣裳；跟着是男知青们下雨天去他那儿打牌、抽烟、摆龙门阵。日子久了，相互熟悉起来，不但老娄逐渐了解了每个知青的性格，大伙儿也都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
他是个技术工人，孤零零守着备战电台，不仅仅是起一个门房的作用，每天他都要花点时间，打开密码保险的洞门，进洞子去测试一下各种设备的性能，保证设备性能的完好和灵敏度。他有两支枪，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还有子弹，那是单位上配备给他守洞子用的。他没有对知青说自己孤独、寂寞，但知青们看得出来，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清寂了。他说过，山洞建成须派技术工人来守洞管理时，单位上谁都不愿意来，喊到哪个人那个人就装病、骂街、大吵大闹。领导上点到他，他来了，他不吵不闹，心甘情愿地来了，他是党员，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和思想好来的，他有自己的苦衷和自己的盘算。一九五八年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号召城里人下乡时，他动员在省城没工作的婆娘和儿子女儿回平塘县乡下去了。他当真相信农村成立了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乡间的老百姓生活会比城里人的更好，他计划好退休之后，也要回乡下去，农村空气好，山野里清静，好喂鸡鸭。他没有想到后来的事竟是那样不尽如人意，更没想到乡间放过一阵又一阵高产卫星之后还会饿饭。他的婆娘儿女有他的接济和那几文工资，虽然没遭厄运，但是自那以后，农村里的情形一直不曾好起来，他省吃俭用，勤扒苦挣存下的—点钱，全部都补贴到了农村里的婆娘娃儿身上。为此他深感对不起吃尽苦头的婆娘，对不起本来可以在省城里过太平生活的一双儿女。他下来守山洞，条件是必须将他中学毕业的儿子招进省城，哪怕儿子到广播事业管理局大楼里倒痰盂、扫地，哪怕儿子去看大门，都行。领导上签名了。且已把他的儿子招进省城，送到广播学校去深造。近年来老娄正在实行他的第二步计划，把婆娘和女儿的户口迁到备战电台附近的村寨上来，农村户口迁往农村，须打通的关节是不多的。高坪生产队、洒溪大队和公社同他的关系都不错，三级革委会都已答应接受他的家属，听说手续早在办理之中了。
尽管老娄对自己的境遇甚为不满，说起来充满了抱怨之情，时不时还有些牢骚怪话。但在插队知青们的眼里，他那种无拘无束、悠闲自在的生活简直胜过神仙了。他有固定工资和补贴，他有每月的定粮，他每天无须日晒雨淋地到田土里去刨泥巴挣工分，他的工作轻闲得令人眼红，况且他还有几乎同城市没啥差别的生活条件，电灯、电话、自来水、收音机。他企求啥呢，真把婆娘女儿调来了，他就是全世界上最逍遥自在的人!
仅仅同他只有半里路之遥的高坪寨上海知青们，过的是啥日子啊，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初初下乡时的诗情画意和对高原山水的迷醉，已退尽了它那浪漫的色彩。生活，对知识青年们来说，完全是由机械乏味、繁重累人的劳动组成，挑着粪担子在羊肠小道上爬坡，光着脚杆踩进水田犁耙，早春时节双脚浸在刺骨的泡冬田里铲护田埂，盛夏酷暑顶着烈日钻在包谷林里薅土，钻进潮湿低矮幽长骇人的煤洞里拖煤，在一次只能烧出一万砖的土窑子上当小工，背灰、栽秧、挞谷、收草，凡是山乡里农民们干的各种活，知青们全都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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