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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这批大学生，通通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考上的，在学校里一混四五年了，其实只读了一二年大学的书，但是到了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也该毕业了。国家是需要我们这批人去干活的，可新掌权的人物说我们这些人需要回炉，也应该像你们一样，照毛主席说的学工、学农、学军。于是乎，就把我们这拨人分配到离这儿五六里地的一个农场里，既学农、又学军来了……”
“怎么又是学军呢?”
“因为管我们的都是解放军。”
“我懂了。”
“你还不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同病相怜，都是从上海来的，原来都是学生，跑到这深山老沟里来接受再教育。不同的是，和你小知青比，我每月有四十五元工资，还有四十五斤大米供应。而你们知青……”
她可能是看到我的脸色变了，没有往下说，只把带来的网兜朝着我举起来；
“瞧，这是啥?”
“鲤鱼，”我惊叫起来，“还有蹄膀，瓢儿菜!”
“新鲜蹄膀，鲤鱼在今早上还是活的呢。”她带点自豪地说。
“是你赶到墟场上买的?”
“哪里，农场里分的。”
“分的?”
“今天是星期日啊，小知青。”
星期天?我哪里还分得清星期几啊，对我来说，每天都是工作日，每天又都是休息。
“分鱼分肉，要钱吗?”
“俗气。”她嗔怪般瞥了我一眼，“跟你说，小知青，这些都不要钱!每个月四十五元钱到手，我们只要交十二块五的伙食费，啥都不要管。鱼是农场养的，猪是农场喂的，蔬菜是农学院那帮学生种的。告诉你呀，这个回炉补课，学农学军，可有趣啦!一九六八年九月份到了农场，我们算是补上了一堂课，把解放军种下的稻子收割完。天天，一个解放军的副班长带我们去收，直收得我们腰酸腿疼，回到宿舍倒在床上就不想起来。秋收以后，就轻松了，这里的一切，你是体验过的了，一年中有一百三十五天是弥天大雾，那恼人的雾啊!到了冬天，阴丝丝阴丝丝的寒冽，叫人活不下去。我们一整个冬天都是在砍柴、烤火中度过的。初初到农场，学生们来自各式各样的大学，有学工的、学农的、学医的、学文的、学地质的、学体育的，五花八门，种类齐全，有的来自名牌大学，有的出身比较卑微，当然也有显贵的子弟，大家刚凑在一起，无论是干活、讲话、学习、精神状态都是相互试探性的。狂飙般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每个人都学会了戒备。但是，日子一长，毕竟是共同的命运容易使青年人相熟，大家之间就无甚防备，说话办事儿都是直来直去、赤裸裸的了。反正每月有定粮供应，有工资，大伙儿就不愿干活，光是料理好自己的生活，就心满意足了。这帮子大学生，喂的猪肥又壮，养的鱼儿欢蹦活跳，推的豆腐都嫩白嫩白的，惹得周围村寨上的老乡都眼红，悄悄来打听我们用的啥涵水?他们当然晓得，我们是有知识的大学生。嘻嘻，看到半导体收音机，这些偏僻村寨里的老乡才好玩呢，拼命向我们打听，这小匣子里为啥有人说话，你说说，这日子过得逍遥不逍遥?”
“比我们舒服多了。”我叹了口气，想到知识青年的生活，我不无羡慕之感。
邵苓也叹息了一声，没有笑：“是啊，好些男生都感慨万千地说，这种日子，哪是啥回炉补课，而是‘一根肥肠度春秋’消磨青春，浪费青春。生活搞好了，吃饱喝足了，我们就无端地消耗自己的精力，走二十多里山路去赶场，所说周围的布依族、苗族村寨有人结婚，我们成群结队地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说实话，我纯粹是为了寻找刺激，但表面上，我们还美其名曰：这是和贫下中农共度欢乐，打成一片。你知道，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婚礼，送什么吗?”
我摇头。
“猜猜看。”
“反正不会是钱。”
“对了。送的是肥皂……”
“肥皂?”
“是啊，这是最珍贵的礼物。你不知道吗，这里山寨上的老乡，一季度一家人只能分配供应一块肥皂，一块、半条呀!”
她毕竟是大学生，讲的虽然都是极琐碎的事儿，听来却有条不紊，娓娓动听，很有味儿，我极有兴致地倾听着，目不转睛地瞅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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