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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军：金教授，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问，我这次来香港主要是采写有关香港回归的报道，这是一件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大事。我们今天的对话，是不是也从这里开始？
金耀基：当然可以，我想先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侯军：我觉得，目前对香港的回归，人们比较多的是从政治、经济等层面进行思考和讨论，对香港回归的文化意义似乎还很少论及。其实在我看来，香港文化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值得探讨和借鉴。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香港文化的形成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150 多年前，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中国人世代聚居的社区，突然被外力所逼迫，不得不接受一个以坚船利炮开路而强行涌入的西方文化，这就像是“拉郎配”，甭管你愿意不愿意，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中西文化在香港遭遇了。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中西文化有矛盾、有冲突、有抗争，但是也有互相让步、互相妥协、互相补充，最终可以说
是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互相默契、互相适应、互相融合。这就等于为中华文化如何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对话，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成功的标本。香港的经济无疑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全世界都在研究，试图解开这个“谜”。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经济发展与成长的现象是极复杂的，我想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单一的原因来解释。目前，除了‘结构的解释’之外，还有‘文化的解释’。”也就是说，香港的经济成功，文化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如今，中国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已越来越依赖于文化的跟进，如果文化不能与经济达致同步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受到阻碍。
单从文化来讲，目前中华文化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如何与世界文化对话、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回顾百年来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觉得似乎总是对抗多于对话；而香港文化从中西对抗逐步走向中西对话、最终走向中西融合的历程，显然对整个中华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值得珍视的示范意义。当然，我对香港文化所知甚微，先抛出这块“砖头”，为的是引出“美玉”。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有何高见？
金耀基：你刚才所讲的这些看法，我差不多都可以同意。当然，香港既可以说是突然之间就形成了中西文化的碰撞或者融合，也可以说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当漫长的。香港这个地方， 一百多年来都是英国统治，它的上层文化应当说还是以英国文化为主的。文化这个东西是渗透到每个领域的，我们不能把文化单独来看，比如说，我们不能只把写文章看成是文化，别的就不是。实际上，文化是全面性渗透的，它渗透到政府的运作、制度的设计乃至商业行为、金融行为等等，这些都可以视为广义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政府基本上是只提供了一个英国式的、也可以说是殖民地式的上层文化架构。因此我认为，从香港的早期一直到20 世纪60 年代，英国政府对香港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上的贡献。这就是说，港英政府的上层结构与香港的下层社会是基本上分开的。因此，中国社会本身的文化传统，在香港大体上是继续存在的。现在香港民间保留的各种传统节日恐怕比内地还要多，香港的旧式读书人甚至还保留着古老的结社、吟诗、读经等等传统方式。可是这种方式在内地反而不多见了。这种英式上层文化与中式下层文化互不干扰、各行其是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五六十年代。但是到了70 年代，情况就大变了。第一，从50 年代开始，中国内地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南下，一部分分流到了台湾，但大部分进入香港，这就带来了大量的、有深度又有厚度的中原文化。
老实说，以前的香港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大框架中，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文化”，甚至岭南文化中也处在边缘的地位，它根本没有实力与英国的精英文化相抗衡。但是，这些南下的知识分子把中原文化带到香港以后，就使香港文化不再是原来那种地域性、民间性的东西了，它已经具备了某种精英文化的性质。这样一来，东方的精英文化与西方的精英文化就碰头了。第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开始出现发展的劲势。可能当时的人们还意识不到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性，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这种情形。当时，在很短的时间里，亚太地区迅速崛起，香港也随之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性大都市。东方的巨变，使西方不得不刮目相看。那么，就在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里，东西方文化也碰头了，香港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过去的25 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世纪里，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果用你的话讲，就是形成了很重要的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大构架中的一个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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