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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军：金教授，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话题，我也占用了您的许多时间。现在，该是结束我的访谈的时候了。记得我们是从香港回归的话题开始这次访谈的，那么，在结束此次谈话之前，我想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们的中国……有人说，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也有人说，21 世纪将是中华文化磅礴于全世界的世纪。您作为一个研究现代化问题的专家，对这种说法是怎么看的呢？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您又有什么建议或者忠告呢？
金耀基：的确，有不少人都提出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东方的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最后，归结为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些话当然中国人听起来是蛮舒服的。可是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舒服，让这些说法把自己麻痹掉。真正讲起来，我们中国在21 世纪面临的问题太多了，环保与人口，这两大问题中国人解决起来就很难。假使真要使21 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我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21 世纪的中国能不能出现一百家以上第一流的大学！你如果没有一百间第一流的大学出现，你就没有办法提供必要的人才资源，你就没有足够的高水准的人才来处理各方面的问题，那你也就根本无法在21 世纪的世界文明里占据首席之地。
这指标看起来是个软指标，其实是个很硬的指标。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华民族，的确遇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转折点。每一个时代都爱说他们的时代是新的转折点，但事实上多数并不是。然而，这一次不一样。我认为这一次中国也许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机遇”这个词是邓小平先生用的。我喜欢的一个词叫“运会”，不只是“机会”，而是一个大的“运会”。这是我们中国人寻找了一个多世纪的东西，1949 年，毛泽东显然是相信已经找到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但是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人们又发现走了许多错路、弯路；
到了邓小平复出之后，中国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才见到起色邓小平说，中国现在是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他的话很对，但是，仔细想想，也不全对。你想，在1949 年以后，中国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本来可以做许多事情的，但是自己把机会“斗”掉了。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基本上是使中国人的“普通常识”重新取得了胜利。因为“文革”中，是把所有东西都意识形态化了，结果是把许多普通的、肉眼可见的东西，都搞得完全颠倒了：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意识形态的狂热使人变成了色盲，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如果说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运会”是千载难逢的话，那就是说，这是历史对我们中国人的又一次关照。而历史不会总是关照你的，所以我想我们不能再错过这个“运会”了。
我讲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转折点，还包括整个中国人的社会，其现代化发展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准。除了内地，台湾、香港都在走向现代化。我相信，当中国人的社会都达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之后，再进入到21 世纪，在一种自然的、亲和的气氛中交流合作。再到某一天，我相信中国是会统一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各种方面的关系都会使这个力量越来越大。那样的话，中国的经济振兴和文化复兴就都可以有机会，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身份的认同，也有机会实现了。
你刚才问我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何建议。具体的建议谈不上，只有一个希望：我真的希望中国人好好地把握这样一个大的“运会”。我们讲把握，就是强调历史不是命定，人在历史上有主动性。人自身的觉醒、人的创造力等等都可以影响、改变历史的定向。要不然这个“运会”就只能是“被安排”的。但它不应该是“被安排”的，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把握和创造出来的。因此，未来的21 世纪，怎么样使中国人普遍性的能量增加，是一个大问题。这就又扯到教育的问题上了。中国的未来，要想推动经济、要想能量增加，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在文化上，特别是教育层次上提高。因为，现代化的核心还是人的现代化。
我想，中国就要进入另外一个一千年了，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中国在世界上不一定是最早的国家，但显然是一个历史最悠久、最漫长的国家。今天的埃及、今天的希腊已经和过去的埃及、过去的希腊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和中国截然不同。
中国文化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所谓“悠久见深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中国又是一个有着很强的历史感的民族，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如此强烈的历史感，这使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习惯于寻找某一种历史的参照。我想，我们如果要讲人类的未来，总不能不讲人类的现在，讲现在总不能不讲过去，这两个参照系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当然人不能活在过去，但人又必须活在历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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