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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全球化趋势,促成了一种世界不同文化进行对话的基础。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有助于真正实现世界的统一。中华文化从20 年代被看不起,到90 年代看不见,现在急需进行一次新启蒙,这是中国的文化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侯军:金教授,您在第一部分讲到“亚洲价值论”,倒使我联想起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自从美国社会学者亨廷顿发表他的《文明的冲突》以后,在全世界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尤其是东方各国对此反应强烈。这主要是因为,他认定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主要是所谓“文明的冲突”,而他把东方的儒家文化,也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当成一个假想敌,认为到21 世纪,儒家文化将构成对西方文化的主要威胁。这套理论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一种看法,值得重视的是,它还有可能被某些西方国家用做制定政策的依据。那么,我们怎么办?是不是也要制定一个政策来与之抗衡?我们中华文化体系中,哪些部分
可能是对抗的?哪些部分可能是可以对话的?哪些部分是可以与西方文化融合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未来的21 世纪中华文化的走向,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课题,很想就此听听您的高见。
金耀基:你又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样不好回答,但是我很愿意试一试。哈佛的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命题以后,已经引来了许多批评。我自己对这个观点对与不对暂且不谈,但是这个命题提出之后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其现实意义本身就在其中了。
我相信西方是在看到了东方的现代化成就,看到了亚洲国家提出的“亚洲价值论”,看到了伊斯兰国家提出的伊斯兰价值观之后,才感到所谓“文明的冲突”的。而“亚洲价值”的提出,同样是针对着西方式的现代化的。比如李光耀就提出,我们新加坡不能完全像西方那样,西方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很多,我们要尽量避免。于是就提出了一个“亚洲价值”。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标志着在西方的现代文明结构里面,大家发现了许多问题,即使在西方社会本身,也已经出现了很强烈的反现代主义因素。而当这种模式扩张到全世界之后,其他社会同样感觉到它有很多弊端,产生了许多不好的东西,于是,也产生了强烈的反现代化倾向。由此可见,人们一方面在追求现代化,一方面又在反对现代化,这两方面的倾向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正是在这个时候,亚洲人提出了一个“亚洲价值”,公开声明:“我们不要像西方。”起初很多人就笑了:“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你们自己搞出了问题,倒说是我们西方的东西不好,这不完全是遮羞布吗?”其实,“亚洲价值论”的提出至少包含着两层内涵,一个层次是说“你这个东西并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这是对西方的挑战,是对西方现代性、也就是对“西方现代文明即是普世文明”这一声称的挑战;另一个层次是说,当亚洲人的现代化进程达到相当程度之后,他们开始有能力反省“哎,我们自己本来有
些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保留与发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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