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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如果知识分子听话，政府可以养你，给你钱，给你奖学金，还可以给你官做。明太祖运用太学生也是出名的。明初监生（国子监的学生）很受到优待，可是这种优待，只是要你去做工具，做爪牙，你只能照他的指示去办事。例如监生到各地去丈量，在中央编土地册、户口册等等，为什么这样大量用监生呢？因为明初官员数额有限，又经过好多次政治风暴，清除了不少人，所以只好用年轻学生来搞政治。在政治上用小孩子，可以说是从明太祖开始的。明太祖利用知识分子又同时防范知识分子，一方面以高官厚禄来收买你，一方面拿严刑酷法来控制你，你要听他话，那么你就有好处，如果你不听他话，那么，结果可以弄得家破人亡。明代的文字狱和控制知识分子绝不在清代之下。
大家以为清代统治者是满洲人为了防汉人革命，才有专制，在异族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才没有自由，中国才没有学术自由。事实上，这个说法是很不可靠的。如果我们肯撇开民族的偏见，撇开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撇开汉族自大的观念，然后整理历史，我们可以发觉清代的皇帝不一定比明代差。“文化大革命”以前，内地出版的《历史研究》上有篇文章是研究康熙的，我已记不得是谁写的了，但写得相当好。康熙有他的长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少见的好皇帝。当然，康熙统治的61年内，也发生了文字狱，发生许多不好的事情，不过，就皇帝讲，明太祖没有康熙好。明太祖本身当然有功有过，可是从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来说，就此不上康熙。至于雍正就此他父亲差多了。他用各种阴谋夺得帝位，所作所为十分残酷。不过，他也很能干，这是可以肯定的。今天我们看到《明清档案》，雍正的手批有很多保留了下来，可以看见他对每件事情都是很费心的，是用思想的。至于他在压迫知识分子方面，是不是特别厉害？我们可以说是比康熙厉害得多。不过就清代两三百年而言，知识分子的遭遇是不是一定比明代的知识分子悲惨，则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认为清代特别专制，是受了近代中国人反满的影响。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清末知识分子大量宣传满清文字狱。现在是每个人都接受了，根本就不再怀疑。如果让我作客观的评判，是不是清代一定比明代坏得多，更没有学术自由，这个问题至少还需要考虑。例如，在明代中叶，王阳明是一个最有创造性思想的人，也是明代思想界的中心人物，可是王阳明的思想，在当时就受到很大的压迫，后来16 世纪时张居正更封闭学校，王阳明一派的讲学就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明代不一定比清代有更大的学术自由。当然，清代中国人在民族意识上受压迫，满清在民族意识上确确实实给中国人很多痛苦。可是在这一点以外，在一般学术来讲，如果离开民族意识不谈，不骂夷狄，不谈夷夏问题，就并不见得比汉人政权更专制。因为一谈夷夏问题，满清人就有一种“心理结”，怕汉人看不起他们，怕汉人要起而反抗。所以在这方面讲，清朝是更压迫学术界的。不过我们今天讲学术成绩，讲到清代，我们还有许多花样可讲，在学术史上还占上光辉的一页。可是讲到明代，除了王阳明一两个例外，除了理学是有光彩的以外，学术研究方面，明代没有清代那样有活力。我们说专制政治压迫学术自由，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必须以明清
两代为例子。至于宋代，那是比较好的，唐代也是比较开放的，六朝更是比较自由。但明清两代所产生的后果，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消失。
整个明清两代在学术方面给知识分子很少很少自由，这就养成知识分子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就像在清代大家搞考据，搞考证，搞校勘，搞那些不牵涉到思想性的东西，清代学术绝大部分是不直接触及思想问题。只有少数例外，譬如戴震，他除了考证工作以外，在思想上亦有发展。但多数人不能这样。另外一种是走现实主义的路，所谓现实主义的路，就是写八股、考试、做官，而并不想在思想上有创新。所以在思想创新方面，清代及明代都比较逊色，并且有很明显的退步。搞学术的人是躲到小圈子里面，像钱大昕、王念孙、王鸣盛这一批人，平时逛逛琉璃厂的书店，彼此交换一些考证的心得。这些人多数在清朝中央政府里
做不大不小的官，有闲时候，去逛书店，去研究学术。他们的研究是不涉政治，对于当时政治毫不相干。所以有一个人，已经是到了清朝晚期，叫沈珪的，写过一些考证文字，他就指出士大夫对天下事情都不关痛痒。
不关痛痒是知识分子的麻痹症，这是大病，是从没有学术自由而来的。明清两代的政府基本上是不让知识分子直接涉及政治，也使他们不敢直接批评政治。譬如我刚才提到的卧碑上，不准读书人有言论自由，不准有结社自由，这在清朝是特别明显的。
另外一方面，明清两代，尤其明代有一个更坏的现象，就是有教条主义，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说皇帝的圣谕要在各省各县去念，这就是所谓明清的乡约。乡约本来是在宋代开始的。原先是一个好的事情，是各乡人的自己组织，自由结社。其目的在互相鼓励，道德上互相勉励，经济上互相帮忙的。这样一种民间的组织，被专制政府拿过去以后，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地方上的长老要宣读圣训，就是皇帝说的话。把皇帝的圣训念给老百姓听，每家都要听，这也从明太祖开始的。明太祖有三篇圣训，就是《明大诰》。《明大诰》当时规定天下每一户都有一套。明太祖说这是“臣民之至宝”，谁要没有这部书，就必须“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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