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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我们讨论文化，我的观点是先比较异同然后能批评优劣。中国文化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中国文化是整个的中国国民性之表现。在中国，一个皇帝死了，后代送他一个谥号，如“幽王”、“懿王”，每个谥号都有一定的含义，有褒贬的意思。追封谥号的是儿子，但儿子却不能全权做主，要由政府舆论来决定，儿子当然要讲先王的好话，但他不能独行独断。秦始皇把此等显于褒贬的谥法废了，但中国以后历朝帝王的优劣在史书上依然一一记载得详细分明，以中国民族如此的传统心情，又如何建立得起一个专制王朝来。
你刚才提到史官，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制度。唐太宗有天忽然想看当时的史官这几天怎样写他，史官不允，唐太宗也没有办法。我们今天说“盖棺论定”算是给一个人的客观评价，而史官的记录是即日即时且守秘的，这岂不更加客观吗？你们办明报，天天有新闻记录下来，这些新闻过得十年八年就变成历史，史官的记录也是如此按日写的，即为此后正式写史的根据。
又譬如太史公，本来也是一史官，后来成了汉武帝内廷的秘书长，汉武帝本来非常看重他，后来为了李陵的事，汉武帝不得不依法官所判，定他死刑，但可以用50 两黄金来赎命，50 两黄金并不算很多，以司马迁的关系他是有办法筹得到的，但没有人敢借钱给他，于是他只有接受宫刑来代替死罪，汉武帝即刻提拔他为内廷的秘书长，他才得继续写他的《史记》。这些经过在他《报任安书》中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我们读他的《史记》，西汉一代直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司马迁心里不以为然的，下笔毫不忌讳。我们固然佩服司马迁写成《史记》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司马迁死后其书流传亦毫不为汉廷所禁止，这不亦大值惊怪吗。
我自己写《国史大纲》先后用了七年时间。对史料下的工夫，我不能说有八九成，至少也有六七成。蒋梦麟先生曾在到台湾后先后读了《国史大纲》五六遍之多。后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见面，他问我：“你写《国史大纲》怎么总是挑中国历史上好的一面来讲？”我就反问他：“所谓的好的一面是不是讲错了？”蒋先生倒也同意我没讲错。我因说我书中亦并非不讲到中国史上坏的一面，若说我写好的多过了坏的，亦是历史事实如此。而且我以一中国人来写中国史，多写些好处亦应该。
胡菊人：说到中国历史的好坏，今年春天，在香港办了一个出土文物展览，展品多是近年出土、由周代到元代的文物。一位德国女博士参观过之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看出土的秦俑与其他文物，很能表现出一种力，是力量之力，也是生命力之力，她问我这种力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在中国消失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她。
钱穆：人类的文化是朝四个大方向来发展的，便是宗教、科学、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是宗教的、科学的，中国文化是道德的、艺术的。宗教和科学是外在的，道德和艺术是内在的；宗教与科学分别发展至最高峰时是互相冲突的，道德与艺术发展下去却是一致的、和谐的，中国人的最高人生境界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我们今天喝茶，这喝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发展。唐代的人喝茶用茶砖，茶里加奶，加糖，目的在解渴和充饥，依然偏近于功利的。到了宋朝，喝茶的方式改变了，有壶，有杯，喝茶艺术化了，到了明朝，更加讲究。又例如绘画，北魏时代，画是绘在壁上的，非常博大，也就是所谓的“力”吧，但画绘在壁上不
能移动，不能保存，房子没有了画也没有了，画再好，能欣赏的人也不多。
到了宋，画大多绘在绢上、纸上，可以移动，可以随着人由这里到那里，又可以保存，可以展览，让很多人欣赏到，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这不是一种好的发展吗？中国人画人像，着重眼睛与神采，我们求神似多于求貌似，写文章更是一种艺术，中国文化发展下去，是讲艺术的道德的，而不是讲“力”的。
日本人宇野哲人是一位汉学家，年纪比我大20 岁，他活到99 岁逝世，他96 岁那年我去日本见到他，他告诉我他的养生之道有三点：第一是在精神上，学习庄子书中的“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保持精神上的和谐平衡。第二是向鹤学习。中国人一向很欣赏鹤，鹤的寿命长？他向鹤学习，饮食只求七分饱。第三是运动，他喜欢射箭，可以一个人在院中练习。
我觉得他对中国文化很有心得，完全是艺术化了的生活。
说起运动，中西分别非常大。中国人的运动总是选那些可以不论室内、室外只较小的场地就可，亦不需特殊的器具，并可以一个人单独去做的，那就运动亦艺术化了，这与西方便大不同。中国艺术与“力”似乎是不大一致的。我们会觉得力量愈大，人所受到的压迫感也愈大。例如教堂，西方人建造的教堂非常伟大，令人有不可逼视的畏惧感，中国的祠堂寺庙则只使人有静穆感和亲切感。我这样比较不是想说明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想说明中国艺术是不宜用“力”来批评的。
胡菊人：我们读西洋史诗，讲的是神，是女人，是战争，是力的表现。我们读中国的诗经，讲的是生活，极少讲世外的神，反对战争，何以中国人的现世思想开启得那么早？又中国早期的史学也是文学，请问这与西方有何不同？
钱穆：中国在《诗经》以前已有甲骨文时期的文化了，可惜未尽保存下来。若以为中国文化一切开始于《诗经》时代，那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确可以在《诗经》中看到古代中国人的文学、历史、哲学及其政治观念，以后就非文有文，非史有史，非哲有哲，分不开了，与西方之文是文，史是史，分得清清楚楚大不相同。诗经是文学，但可以看到政治、历史，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作品，是中国民族性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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