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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小孩子读历史，不论小学、中学、大学，要讲故事、讲人物，不能只讲“封建”、“专制”等空洞的名词。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少用空洞的名称来作分别。再如“封建社会”这个名称，是西洋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了，我们其实没有“封建社会”，我们只有“封建政治”。西洋历史上，是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封建社会，中国是周武王周公统一了全国来推行封建政治，这个当然是不同的。又说中国是帝王专制，这个我们又不得不讲故事。譬如说汉文帝，他本身是个读书人，他一生最佩服的人是贾谊，本想重用他。因当时大臣们群起反对才用贾谊去做长沙王太傅，过了些时候，贾谊回朝，汉文帝和他作通夕之谈，汉文帝自谓与贾谊别后，自己的学问不断有长进，这次再和贾谊谈话，必该有胜过他处，哪知这次长谈之下，汉文帝自觉一切还是不如贾谊。汉文帝那般欣赏贾谊，但仍不便在朝廷上重用他，只有再派他出去做梁孝王太傅，从这故事看来又哪能算专制呢，举此一例可知，我们要批评中国历史，不能单用空洞的名词名称来概括，何况还是由西洋翻译过来的名词，全部中国二十四史没有用过帝王专制四个字，不要人家说中国是封建社会，是专制政治，我们就相信就接受了，我们要看史实，切实地去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用西洋名词来套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对的。我们教历史不妨自小学开始就多讲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我们要讲三国的历史，我们就讲曹操，讲诸葛亮，讲刘备，他们是人物，有故事，也即是历史，这样一个小孩子读到大学毕业了，他就懂得怎样去批评历史了。
胡菊人：钱先生不重概念化，这种教学方法很有价值。过去我也想过，中国如《春秋》、《左传》、《战国策》这些史书，都是从具体的人事出发，这种传统，其叙史本身就有教育作用，但后来治史的方针好像改变了？
金庸：中国正史如《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其中以人为主的“传”为重要，其他年、表、纪什么的就次要了。
钱穆：我们讲历史，要讲史实，史实又分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一层次就是讲人物、故事，第二层次就是讲政治、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详详细细写在那里，我们只要翻开书本去学习就够了，这是学习历史。批评就不同了，批评是主观的，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你们两位的看法很有见地。譬如说我们读《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些书，都是讲人物和故事为主，后来文集兴起，各家文集的内容也都包有历史。譬如说苏东坡，这个人的一生都记录在他的文学作品及他的全集里，他有文章，有诗，有词，有笔记，这些作品详详细细地写下他的生平事迹。苏东坡被贬黄州，他是怎样被贬去的，有一朋友送他一块地，他建了一茅庐，即是雪堂。有朋友送酒给他喝，他喝不完的酒，太太收藏起来，以备他想喝而又没有酒时之需，这些生活上的琐事他都记了下来，在当时，他自己也许没料到写这些事有什么意思，到我们后人研究宋史，研究苏东坡这个人，这些就变成很有意思的材料了，去读东坡全集把其他各项零碎故事汇集到苏东坡《赤壁赋》一篇文章内，便见首尾全备、纤屑毕俱，于是读苏东坡的《赤壁赋》便可知道他的人品个性生活修养，如此怎能不欣赏他，不佩服他呢？而同时对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情况亦可参悟作准，所以读史又必读各家诗文集及笔记小说等，以见其全，又哪能用专制政治、封建社会几个空洞名词来包括来代表。
西洋的文学与人，与历史是分家的。我们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我们对莎士比亚这个人一无所知，关于他的事情至今还在争论中。西洋文学写人、写故事是客观的，写的是别的人、别的人的故事。传统的中国文学家写的是自己的事，及其父母、子女、家庭和朋友，甚至是生活的记载，时代的描写。一个文学家的日常生活如到什么地方吃饭，遇到些什么朋友，也一一记了下来，我们后人隔了很多年代都可以知道。我们只要把他的笔记、文章、诗词并在一起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人生，从而看到他的时代和当时的历史。又譬如陆放翁，他年老退休，几乎天天写诗即如写日记，一直写到八十几岁，我自己二十岁左右在乡村教书，读他的诗，读得非常开心，非常有意思，好像自己也分享了他优哉游哉的晚年生活，而他当时的一般乡村生活形形色色亦皆如在目前，绝不见丝毫有近于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社会。又譬如曹操、诸葛亮、王荆公、司马温公等，我们只看历史而不读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对他们便不能全面了解，我们一方面要看历史上怎样写，也要看他们自己怎样写，研究历史而不兼其文学是不够的。
胡菊人：中国有很伟大的史官，但写事实，极少批判，历史上出现过史官为了争取明确地写下事实而不惜几代牺牲的故事，这种精神对当政者实在有极大的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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