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大家大讲堂》 第一卷：国家与知识分子
怎样看“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

    怎样看“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

    刘梦溪：您怎样看“文化中国”及“三个意义世界”的概念区分？

    余英时：“文化中国”的概念是可以的。基于某种特定情况，它不讲政治，也不讲经济，突出文化，希望有高度的精神生活，当然有文化中国。问题是要避免士大夫式的清谈。至于“三个意义世界”，我想是有问题的。说内地是“第一意义世界”，但内地在文化问题上存在的问题最多。相反，被称做“第二意义世界”的香港和台湾，对中国文化保护得反而比较好，比内地还要重视传统文化。海外为“第三意义世界”，内容待分晓。是指学者的中国文化研究，还是指那里生活的一部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包不包括在“文化中国”之内？如果包括，那么中国或日本研究西方文化的是不是也可以算作西方的另一个“意义世界”呢？

    刘梦溪：现在内地与香港和台湾的文化交流多起来了，“文化中国”的不同意义世界在互相影响，特别便于传播的大众文化，包括影星、歌星、通俗文学，走在了交流的前面。深层的学术与文化研究，思想理论的创造，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反而不那么明显。

    余英时：这不奇怪。如果按刚才说的“文化中国”的范围，那么在第一、第二两个世界，我以为思想理论是贫弱的，很多问题在学理上说不通。尤其缺少富有创见的思想家。这说明需要更大范围的交流，与全世界交流。也许“第三意义世界”的中国文化研究，因为不在“此山中”，反而观察得比较清楚，研究得以反馈到头两个世界，还会产生某种作用？但即使有作用，这种作用也只是思考反馈的作用，碰得上才有真实的用处，否则不过是一堆符号，只能摆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