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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报月刊》在百期纪念专号中，以“中国过去、现在、将来之问题与解答”特辑，遍访海外名家就此问题进行解答。此为本期特辑第一部分：学术、教育及批孔问题。
记者：无论古今中外，学术自由都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之一，凡是压制自由的做法，都被大多数人所否定，所以，中国历史上偶语弃市的时代、欧洲中古神学垄断的时代、纳粹不容异说的时代都被史家视为暴政或黑暗世纪。请问，学术自由（包括著作发表的自由）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是否学术非自由不可呢？
余英时：学术自由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非要学术自由不可，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是举一两个理由就可以解答的。这样说吧，我们讲学术自由，从来不是讲绝对的学术自由，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当然想有一天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但在现实世界里，永不会有完完全全的自由。经济学家有所谓“imperfect competition”（ 不完全竞争）的说法，就是说所谓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不存在，自由竞争之中仍有垄断存在。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观念来说学术自由也是“不完全”的，即“imperfect academic freedom”（不完全的学术自由）。所谓不完全的学术自由，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自由，而是说自由要受若干限制。可是这个限制应是来自一个自由社会本身的限制，而不是说有一个更高层的力量压制下来，不准大家发表意见。有意见不能发表，我们就说这是学术不自由。我首先说清楚这一点可以避免一些误解。
有人以为学术自由只对于一小撮知识分子有意义，跟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关系，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弄清楚学术自由的意义以后，自然就可以找到答案了。社会上没有完全的自由，一方面有自由，一方面有限制，这是个正常的现象。可是你们上面举的几个例子，譬如在中国有偶语弃市，这是秦始皇时代的事情，以及欧洲中古神学思想垄断和近代纳粹压制思想学术，这是真正所谓用政治力量或者宗教力量来压制下面所有的人，尤其知识分子，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乱说乱动就是违背了当时最高权威（政治的或宗教的）所订立的某种最高原则。而这种原则，在政府或教会看来则是最后的真理。既是最后真理，当然就不容许别人再来怀疑。但在近代人看来，当权者自封为最后真理的代表，不允许有学术自由这种情形，特别可怕。为什么特别可怕呢？用清朝戴震的话来说，就是“以理杀人”。被杀的人反而得不到任何同情。并且当权者自认为代表真理，那么，任何不同的意见，他都可以压制。所以学术自由不自由，分析到最后，确是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一般人的生活，不但少数知识分子自由没有了，一般人的意见也没有办法受到尊重，因为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常常反映一般人的意见，是不是？我们看到近代社会，像美国社会、英国社会、北欧社会，比较有新闻自由的（但当然不是说有完全自由，刚才我已经说过），记者就可以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各方面人民的意见，虽然不一定很全面，但总算反映了不同的观点，特别是跟政府不同的观点。像美国的尼克松跟新闻记者交情特别坏，他认为新闻记者故意为难他，说那些他不愿意听的话。不管其中是非如何，新闻自由表现了一个民主社会里面相当多数人民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异见。所以异见或者异端在近代社会是必需的，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这当中总有某一种有价值的意见透露出来。
大的问题，无论是社会上的或学界上的，不可能只有一个看法，一定有很多的看法。学术自由如果没有的话，只有最高当政的人有权力来决定什么是真理，或者什么是最好的政策，这在我们来看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我们现代人，甚至古代人都骂暴政，都骂思想专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认为世界上即使有一种最高的真理、最后的真理，也不见得是哪一个人所能够完完全全看得到的。譬如西方中古时代，大家都相信上帝。上帝是不会有错的。但上帝自己并不到人世来，在现实世界上教皇可以说是上帝的代表、教会的代表，所以，中古有所谓教皇Papal infallibility（永不错误）的说法？因为有教皇代表上帝而又永不会犯错误这个假定，所以教皇可以取消学术自由并且理直气壮。我们现代的人，当然比古代人头脑复杂一些，我们无法相信世上有一个人掌握了最高、最后的真理，并且永远不会犯错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宗教真理是另外一个问题。至于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真理，问题就更为复杂。因为这不是代表上帝，而是代表所有的人。现代的社会比古代社会复杂千万倍，谁有这样的本领可以综合大家的意见，成为一种最高的真理呢？这一点，在近代可以说根本不能承认，纵使可以有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上也是完全无法办得到的。
自由之所以重要又和选择有关，选择是和自由连在一起的。若是没有自由，那么，我们只有一条路，跟着政府走，或者跟着当权派走，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选择的自由，从后果来说，犯了错误便没法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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