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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和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天气很快转冷。公寓里没有暖气，一丝暖气都没有。我们靠着母亲按月从沈阳寄来的钱维持生计，可那一千来块钱刚够我们交房租，付钢琴课的费用，买蔬菜、鸡蛋，偶尔买一块鸡肉。我们连买一只小型取暖器的钱都没有，当然电视就更不用提了。在我练琴的时候，父亲给我穿上厚厚几层衣服。我会穿上两条裤子，两件衬衣。弹琴带来的热力让我的双手保持温暖。事实上，我常常弹琴弹到深夜，好不用太早上床。床上太冷，冻得我睡不着。为了确保我能睡得好觉，父亲会在我前面先爬上床睡一会儿，把床睡暖和。
但是我深夜的练琴并不仅仅是生存的策略。练琴对我，还有对父亲来说，都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他反复说：“如果你练得再勤奋些，你最终会让老师高兴的。你必须尽全力让老师满意。”我无法忍受达不到她的期望。如果这意味着我必须更辛苦地练琴，那也没什么。然而要去讨好这个从来不觉得我有任何优点的老师，这个想法也同样让我无法忍受。
起先，我晚饭后练琴会练到七点，后来延到八点，后来又到九点、十点，有时甚至到十一点。公寓楼的墙壁很薄，四周的邻居，甚至隔壁楼门里的住户，开始抱怨了。
“吵死人了！”
“那音乐简直快把我逼疯了！”
“你再不停下来，老子毙了你！”
“我会打断你的手！”
“我会叫警察！”
父亲会平静地说：“别理他们，继续练琴。”
如果他们还接着抱怨，父亲会冲他们喊话：“我儿子是个天才！免费听他弹琴是你的福气！有一天人们会花老多钱去听他弹！”
最后有人真的叫了警察。一天夜里，有人大声敲门，一个声音喝道：“警察！快开门！”两名表情严肃的警官冲了进来，就像是要抓两个罪犯一样。
他们问我的父亲：“你的就业许可证在哪儿？你的北京市暂住证在哪儿？”
父亲没有就业许可证。他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我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我们也没钱办暂住证。他承认他没有证件。
他们说：“那可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况且，我们这儿还有规定，八点后不许大声喧闹。”
我害怕极了。他们会把我们遣送回沈阳吗？
最后，父亲对他们说：“伙计，你看，我过去也是名警察，在沈阳公安局的治安大队工作。这儿是我的制服，这儿是我的官方证明。”他一边指给那两个警察看，一边继续说：“我知道当警察不容易，我也知道你们是在干你们的工作。但这是个特殊情况。我儿子是个音乐天才，正快要成大器的时候。这儿，你们看，沈阳报纸上关于他的几篇报道。”
父亲身上随时都带着那些报道。警察很仔细地读完了文章，又拿报纸上的小男孩的像和我比了比。他们能看出来，父亲没有说谎。父亲继续说：“我放弃了工作，把我的精力全部扑在我儿子身上，好让他施展才华。我们靠我老婆挣的微薄工资生活。她必须留在家里好供养我们。从钱上讲，如今我们是四面楚歌。我们有的只是小郎朗日夜练琴的愿望。他必须日夜练琴。有两千名学生报考音乐学院，招只招十五人。我们有决心，他会在这十五人中间。我们有决心，他会成为第一名。你可以帮助我们。而我们要的帮助，就只是不要管我们。我们是勤奋守法的老实人。还请你们二位多多体谅。”
父亲滔滔不绝、情绪激昂的一番话让警察的态度从严肃变成同情。他们两人都拍拍我的脑袋，对我父亲说，他这样做是对的，他是个好父亲，养了个好儿子，北京市需要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居民。
临走前，他们对我说：“祝你好运。我们希望你能考进音乐学院。”
父亲或许确实能言善辩，但他却是个糟糕的厨师。他炒菜总是炒得太过，连煮饭都成问题。吃着他没滋没味的饭菜，我就更加想念母亲了。在家的时候，每天晚上，她都会做可口的水饺，或是新鲜的鱼、肉。对父亲来说，烧饭和吃饭都不是乐趣。为了省钱，我们买便宜的食品。母亲在沈阳也一样，每个月在吃饭上花的钱不超过一百元。
在那个时候，丰台区还属北京市的外围，周围一片荒芜。我想念我的朋友马思佳，还有冯老师班上的同学。其他学音乐的已经考上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有从沈阳来北京的，他们比我大，都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但奇怪的是，他们对我和父亲都很疏远，很冷漠。
我问父亲：“他们为什么对我们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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