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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的后座，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们在找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我们知道大致的方位，但还是迷路了。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段路一般骑一小时就能到，但今天我们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当我们骑车穿过这个巨大的城市，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阳做比较。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我的照片还上过报；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三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在沈阳，我们认识每一条街道、每一条马路，我们坐着他的警用摩托车穿过了所有的大街小巷；在北京我们隔几分钟就迷一次路。在沈阳，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在北京，我们的生活却是一团糟。
父亲说：“你和这个老师见面，应该会很顺利。她会看到你的才华，教你如何提高。你会有长足的进步，一年半后就能考进音乐学院。那以后，你的老师都会是国内最好的老师。所以你一定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这很重要。今天你一定要弹得十全十美。”
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弹得很完美——如果我们不得已要在北京忍受磨难，生活在又脏又乱的环境中，那我怎么也不会让自己在弹琴上失败。无论如何，我得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
从我和我的新老师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到她的脾气。见到她之前，我以为她会是个像朱教授那样的人，会喜欢我的演奏，会表扬我，支持我，给我鼓励，但“发脾气教授”——我给她起的名字——没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她个头很矮，手非常小，对我的弹奏没有任何反应。她从没有说过我有任何天分或潜力。尽管大多数听过我弹琴的音乐家都说，我的演奏既有感情，又有技巧上的火花，但她从没有这样表示过。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赞赏的话。每当我弹完一首曲子，她就会点点头，说：“还凑合吧。”
除了当老师，给音乐学院的考生上课，她同时又是在音乐学院任教的教授。“这就是为什么你得要听从她的指导，”父亲在我们上完第一堂课离开她家的时候说，“这很重要，她是你进入音乐学院的关键。她知道考官想要的是什么，期待的是什么，因为她就是考官中的一个。”
“但是她为什么老是对我发脾气？”
父亲纠正我说：“那不是发脾气，那是职业作风。她没工夫尽对你说好听的。她不是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她是有高级职称的教授，有重要的工作去做。她要做的就是挑战你。你要做的就是听她的。”
我坐上自行车的后座，我们俩骑着车融入了车流。空气污染在午后开始蔓延，天空脏脏的，带着一抹褐色。我说：“我不喜欢她。”
父亲吼叫着回答说：“你不需要喜欢她。你只要听她话就行。”
我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的新生活分成三部分：跟发脾气教授上课，练琴，上小学。
我不在乎练琴。发脾气教授教我学很艰深的曲子的时候，我喜欢那份挑战。如果我学得很快，我知道她会注意到的。
但到最后，我也从来没能让她注意到我有任何可取之处。如果她注意到了，她从来没有对我有任何表示。她对我表达的唯一的情绪是失望。
她会说：“你的节拍不对。你的短句划分不自然。你不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这琴弹得像个到最后自杀了事的日本武士。”
“你这琴弹得像个种土豆的农民。”
“你这琴弹得白开水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你得弹起来像可口可乐一样。”可口可乐那时刚刚在中国上市不久，很受欢迎。当我问她怎么弹才能弹得像可口可乐，铃声总是在那时响起，她会对我说：我的课结束了。
她说我的演奏没有中心，没有音乐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把霍洛维茨、鲁宾斯坦、施纳贝尔的伟大的录音唱片都扔到了窗外，把乐谱都烧毁了。她说我弹琴就和那些人一样，好像是我把音乐扔到了窗外。她还说，我对音乐没有感觉，有的只是疯狂的奇想。
她的批评让我忧虑，但父亲并不担心。他说：“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沈阳是个童话世界。这儿的老师说话不留情。她很严厉，这很好。你要的就是这样的老师。”事实上，我后来了解到，发脾气教授当年的钢琴老师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教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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