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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老师说：“不用着急。时候到了，他自然就能行了。相信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很多年过去后，在我事业小有所成之后，我问朱教授我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
她告诉我说：“事先就有人说你很有天分，但我还是不太清楚到底见到你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她向我描述了我是如何彬彬有礼，在初次见面时如何很有礼貌地鞠躬。她对我说，她曾把我介绍给她的婆婆——她的婆婆、她还有她的丈夫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她说：“从那以后，你到我那儿去上课时，你总会首先走到我婆婆的房门前，敲敲门，当她打开门后，你会向她深鞠一躬。”
她对我说，初次见面那一次，我用我甜润的尖尖的嗓音问她是否想要听我弹琴。
她回答说：“孩子，我当然想听。”
我迈步笔直走到钢琴前，在琴椅上搁上两个枕头，好让我触摸到琴键。然后我开始弹一首难度极高的哈农钢琴指法练习曲。她说我的弹奏既没有犹豫也没有恐慌，我和钢琴的关系就好像其他小孩和玩具的关系一样。她说：“你是真正地热爱弹琴。对你来说，弹琴像是游戏一样，一出你已经玩得技巧极其娴熟的游戏。”
父亲不失时机地问道：“您会收他做学生吗？”
她的回答也一样快。“我告诉你父亲我会收你做学生，你有天分。我记得当我说这话时，你父亲没有笑。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你父亲笑。他有他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而那些答案他立刻就想要得到。”
“您认为郎朗到底多有天分？”
朱教授说：“相当有天分。”
他问她：“郎朗一定要在全中国弹钢琴拿第一名。然后是在全世界。这可能吗？”
朱教授认识到了，我的父亲，就像许许多多受到“文革”影响的父母一样，是在把他的期望加在了我的身上。她欣赏他有话直说的态度：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他说出来的也正是他心里想的。朱教授自己也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她，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孩子都被迫离家，到农村插秧种田。他们在农田里干了很多年的活。那些年里，我的老师都无法弹钢琴，甚至谈话中流露出对巴赫的热爱都很危险，会被看成是资产阶级腐败堕落的证据。朱教授是在上海由说英语的修女们抚养长大，她学钢琴又是师从全中国最受尊重的老师李翠贞夫人，为此她格外地受到怀疑。李翠贞夫人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钢琴家，她可以将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转换成任何一个调来演奏。她是一个音乐天才，一个受人爱戴的导师，然而她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和当时的一些音乐家一样，她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朱教授告诉我说，尽管她的一家在“文革”过得很艰苦，那些在稻田里度过的年月留来的并不全是负面的回忆。“农民和我们彼此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待我们很和善，教我们种地也很有耐心。他们教会我，耐心是学习的关键，也是教学的关键。我看得出你父亲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让你成功。他不断地对我说：‘不要对这孩子太心软。你得给他加点压力，给他挑战。没什么事他是不行的。在钢琴上没什么事是他不愿意干的。’”
朱教授告诉父亲，我有一双敏锐的耳朵，宽大的手掌，长长的手指，与生俱来的节奏感，还有见谱就能演奏的天赋。但她认为，我最突出的特点是我的精神，而这和其他因素一样重要。她觉得我理解我所弹奏的音乐的力量，能够融入音乐中表达的强烈的感情。她告诉父亲：“如果我们对他过于严厉，毫无节制地把他往极限推，我们有可能会危害、甚至摧残他的那份精神。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就是罪过了。”虽然她理解、甚至赞赏父亲对我的期待，但保护我的精神比其他什么都重要。
父亲不理解朱教授的教学思想。他总是担心她对我太松了。他相信我能应付任何挑战。不管是多难多深的内容，只需练习得更刻苦就行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没日没夜地练。
我的老师告诉父亲：“小孩子需要娱乐。他们需要休息和游戏。他们像植物一样需要阳光和营养。你不能揠苗助长。”但父亲坚持要求她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给我更难的曲子弹，让我比一般的孩子记谱记得更快。他相信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对她说：“对他太松只会害了他，只会延缓他的进步，耽误他的前程。”当然，父亲尊重朱教授，即使她并没有改变教我的方式，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依然如故地对她提意见。
朱教授的耐心和培养无疑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我父亲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国家那个时期的文化，他的方式最终获胜了，而那种方式关注的就是赢、赢、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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