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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我说：“你姥爷一家是地主，而在“文革”期间，地主——即便是地主的孙女——也是不受信任的。我学上完了，梦想也破灭了……”母亲和我的三个舅舅被迫离开了姥爷身边。母亲到了一个农场工作，舅舅们则去了不同的村庄干活。我的一个舅舅唱京剧很有才华，但因为出身，政审没有通过，他的演员梦无法实现。
我喜欢听母亲说话，但故事终有讲到头的时候，她就会要我去练琴。那时我在练肖邦和李斯特的曲子，其他学生要到十三四岁才去碰它们。这样的挑战让我兴奋不已。当我的手指划过琴键，我的脑海里还萦绕着母亲讲的家里的故事。她没有让学校里的男孩吓倒，我为她骄傲，对她的力量我打心里感激。她曾经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而我相信她已经是那个艺术家了。我拼命练琴，想为她弥补她失去的机会，直到我征服了我练习的音乐，就像她征服了她的敌人。我练习的音乐成了一部关于我母亲的电影的配乐。
在我们家小小的餐桌上，母亲总会为我端上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热腾腾的饺子和酸菜猪肉。父亲下班时间很晚，所以母亲和我常常独自吃饭，而我会催她继续讲她的故事。
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那时他们都24岁，“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母亲获准回到了沈阳，在自动化研究所做接线员，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他拉二胡，中国最流行的传统乐器。在传统乐团里，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在“文革”期间，音乐学院都关门了，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
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父亲带着母亲去电影院看一部苏联电影。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他对她的相貌和个性百分之百地满意。
我问母亲她是否对我父亲也百分之百地满意。
“我没法说百分之百——起码不是一开始就满意。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比你爸爸高一点、帅一点，更健谈，个性更温和，事业上也更有所成就。”
我问我姥爷是否喜欢父亲，母亲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她告诉我说，姥爷警告过她：“这个男人没有前途，没有职业。你跟了他是不会满意的。”姥爷不准我母亲和父亲约会，但父亲却很执著。他不断地请母亲出来约会。尽管姥爷不同意，她还是和父亲秘密约会了好几次。一天晚上，父亲送母亲回家，在家门口给姥爷瞅见，姥爷恼羞成怒，扇了母亲一耳光。据母亲说，那是姥爷唯一一次对她动手。
那以后，她停止了和父亲约会，但那与其说是姥爷的原因，不如说是父亲自己的原因。每隔一阵子，父亲仍然会给母亲打电话。她接线员的工作意味着他随时都能通过电话找到她。那时，整个国家都对未来充满了新希望，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我父亲决定报考音乐学院。他明白，高等教育是他成为专业音乐家的关键。在他复习准备入学考试那会儿，他告诉母亲：“周秀兰，有一阵子我没法给你打电话，请你理解。我必须全心全意准备考试。”我母亲自然表示理解，并祝他成功。
父亲在头两轮测试中拿了第一名，但还是没被音乐学院录取。母亲向我解释，音乐学院的领导在父亲的申请表里发现了不一致的陈述。在那时如果超过25岁，你就不能报考。父亲当时其实刚刚25岁。一个老师教他填24岁，这样，如果他那次没考上，第二年还能再申请一次。父亲遵从了老师的建议，但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在那一栏下面，他加上一个括号，写上“真实年龄：25”。学院马上取消了他的资格，尽管他在两次考试中拿了第一名。一个愚蠢的、和他的才华全然无关的小错粉碎了他的梦想，我能想象这会让他有多痛苦。
那以后，姥爷完全禁止母亲和父亲见面。在姥爷看来，这件事证明了郎国任配不上他的女儿。他让母亲退还所有父亲给她的小礼物，而她别无选择，只有服从。
我提醒母亲：“可你最终还是嫁给了爸爸。”
“我说过，你爸爸有股百折不挠的劲儿。他怎么也不放过我。既然他不用再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他就不停地在我上班时给我打电话。有些日子，他要打上五十通电话。他打得太频繁，我简直没法干活儿了。他硬要我陪他去音乐会或看话剧。我跟他讲，你姥爷不准，他会说：‘你用不着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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