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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鳗鱼’就是那个杀人犯。事儿我全打听清楚了，他在黑龙江插队，和人打群架时，一刀捅在人家胸口上，正巧捅在对方的心尖上，那人当场死了，他也随后滑脚逃跑。一口气从最北边的黑龙江，逃到了云南。前不久云南的风紧，他又窜到贵州来了。”聂洁像讲一段轶事似的轻描淡写说着，继而转过脸来，“你要留神呢!听说，他窜到贵州来，专为了找你。”
我浑身一震：“找我?”
“知道他为啥要找你吗?”
“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
“很快你就明白了。‘黑鳗鱼’在上海，早几年就是个出了名的流氓，被抓过。”我随着聂洁来到场街边的一辆马车旁，撵马车的汉子不知哪儿去了，一根长长的竹哨鞭插在车厢上。聂洁环顾了一下四周道，“他不会走远，我们就在这儿等他。而你的妈妈，你那已经死去的妈妈殷晨芳，我也是今天才听说，她原来是区委主管政法的书记。‘黑鳗鱼’被抓的时候，公安分局当时打了份报告，说像‘黑鳗鱼’这类误入歧途的青年人，拘留个半月一月放出去算了，而你的妈妈在那份报告上批了，说得抓起来送少教所。把我们这帮少教犯放出来以后，‘黑鳗鱼’不知怎么会在揭露你妈妈的大字报上看到了这件事。他早放风说，要报仇……”
我的双眼惊惧地瞪大了，脑子里轰然一声响，只觉得赶场的老乡在场街上晃，蓝天白云在眼前晃，远远近近的山岭在倾覆。耳朵里却是啥也听不见。
又是这回事，又是这回事。
我匆匆忙忙由上海瑞仁里跑回偏僻、闭塞的下脚坝来，不就是因为这回事嘛。
陆朝龙来相亲后没几天，我洗完衣服，正在三楼的阳台上晾，只听见楼下灶屋一阵喧闹，除了陌生的粗嗓门，还有老阿奶忿激的嚷嚷声。我还好奇地趴在栏杆边，朝下头望了几眼。只因衣服还没晾完，没有下楼去。
等我插起晾衣杆，拿着空盆走下底楼时，喧嚷声消失了。站在楼梯口窥视的老阿奶一见我下楼，就把我往她家拖，拖进屋关紧门，她神色慌张地告诉我，刚才有个流氓，指名道姓来找我算账，说是要报仇。老阿奶见他气势汹汹，连忙说我不在家，找同学玩去了。那人不肯罢休，要砸门，老阿奶喊了起来，说他要敢动手，她就喊弄堂里的人来揪他去里弄专政队，那家伙这才气咻咻地走了。
我简直莫名其妙。我从没和谁结过仇啊。
老阿奶却不管这些，她一口咬定，他是肯定还要来的。果然，当天晚上他又来了，幸好我熄了灯、关紧门早早地睡了，老阿奶仍然说我不在家，他才走了。
事后，从瑞仁里一些流里流气的人那儿传出点讯息，说这家伙受过我妈妈整，现在要来找走资派子女报仇，破我的相，让我也没好日子过。
上海是呆不下去了。
街道里弄都在动员知青回到广阔天地里去“抓革命、促春耕”，每个区为知青离沪专设了售票站，随时都可以付钱取票。
我惶惶如丧家之犬买了回程票。总以为避开了他，事儿就算完了。哪晓得，仅仅一个多月时间，这家伙成了杀人犯，又找到农村来了。
“这下你明白了吧。”聂洁的话把我从烦乱的思绪中拽了回来。
“明白了。”我几乎是无声地道。惊骇和恐惧使得我不由自主淌出了眼泪。
聂洁推了我一下：“别怕，别害怕。离明天还有一晚上呢，我们想想办法。”
“有啥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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