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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呢，干脆把爱情称作烈火：“爱情是不见火焰的烈火，爱情是不觉疼痛的创伤，爱情是充满烦恼的喜悦，爱情的痛苦虽无疼痛却能使人昏厥……”
所有这些美丽的诗句都曾打动过我的心灵，所有这些迷人的诗句我都能背下来。可以说，正是无数动人的诗歌和书籍中描写的恋爱情景塑造了我心目中关于爱情的梦，塑造了那朦朦胧胧的我的意中人的形象。我总想，我读过的这一切的一切，将来在我的恋爱中都会体验到，都能经历，那会是多么美妙啊。光是暗自悄悄地这么忖度着，我都会激动起来。
可这会儿，啥都不曾经历，啥都没有体验，我却在心灵深处筹划着结婚了。说起来真有些荒唐，我同陆朝龙还没见过面呢。
也许，这正是我成熟的一个标记吧；也许，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吧。想象中五光十色的恋爱同生活中的爱情总是不一样，美好的爱情欲望在生活里总是不能尽善尽美，不能如愿以偿。天天如此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像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杂志那样给爱情提供产生强烈共鸣的舞台。向往恋爱的时候总存在梦想，但梦想不是爱情。人首先得活下去，得应付生活必需的物质需要。有了温饱，有了安定的环境，才能谈到满足其他需求。
连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如此迅速。
回到上海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爸爸联系，而爸爸，远在市郊奉贤干校。
电话接通以后，爸爸说的第一句话是愕然地脱口而出的：
“玉苏，太突然了，你在信上没说过要回来。”
他要知道我是逃票又被罚了票，不知会惊成个什么样子呢。
“是的，爸爸，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我……你有钱吗，我需要钱，我身无分文……我想你……”
话筒里一片寂然，只有“嗡嗡嗡”的微响。我等待了片刻，急了：
“爸爸……”
“这样吧，我马上给你寄钱去，这一两天，你先向邻居借一借。”
“你就不能回来一次?”
“我刚回过一次上海，不能再请假了，我们规定一个月回家四天。干校里活多，也重……咳咳……”爸爸说着话，咳嗽起来，咳了一阵才停下，“这几天正开河，要抢在元旦前把河开通。”
我硬着头皮开口向邻居借钱。邻居告诉我，回沪探亲的知青，生活有困难，可以向街道“知青办”预支，每月十块钱，二十五斤粮票。
我怯怯地去了，果然有此规定。可十块钱够个什么开销啊，要买米、买菜、买油、买煤球、买盐、买酱油，平时爸爸和哥哥回上海来，大概都是到处打“游击”，并不在家煮饭吃的，家里啥都没有，啥都得买。我剋得很紧，样样东西算计着买，十块钱还是一下子就光了。幸好爸爸的汇款很快到了，不几天，在崇明前哨农场的哥哥，也给我寄了二十块钱。我一下子成了个“大富翁”，在上海混一两个月没问题了。
可我仍然非常俭省，甚至可以说是吝啬。匆匆忙忙逃离歇凉寨，连件替换的衣裳都没有。一回到家，我就翻箱倒柜。抄家之后，从十九号大院二号小楼搬到瑞仁里的，就是一只被柜，一只箱子。翻了半天，总算翻出了几件故世的妈妈当年穿的半新的衣服。在家里，我就穿这些旧衣裳。上街时我才换上穿回来的那套。好在我也不常出去，不像那些回沪后聚在一起的知青们，有空就出去逛马路，到一家一家去串门。
月底，爸爸回来了。两年不见，他成了个老头，两鬓染霜，动作迟钝，说话低声下气的，脸也在干校晒得黑红黑红。眼角那些成扇状展开的鱼尾纹，像刀刻上去的一般。
我对他讲起为什么会突然跑回家来，讲着讲着，讲到那一夜大水几乎淹没保管房，而吴大中企图侮辱我的时候，我失声大哭……
爸爸的眼睛瞪直了，光是抽烟，抽廉价的劳动牌，一边抽一边咳嗽。他听完了，什么话都没说，以后的四天里也始终没提这事。只在临走那天夜间，给我留下个月的生活费时，多拿出了十五块钱，嗓音沙哑地说：
“碰到那个替你垫车票的同学，把钱还他。”
春节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跟我谈起了陆朝龙。他说这是干校一位同志主动提及的，这陆朝龙是那位同志的亲戚，说他本来也是上海人，上山下乡的时候，他走的是“自寻出路”的插队落户道路，他所在的公社就在黄浦江对面，摆渡到浦东，坐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就到了，甚至比在闵行上班的工人还方便一点。更主要的是陆朝龙下乡后表现突出，又有当地的亲戚提携，两三年间，已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全公社最年轻的干部，前程远大。
爸爸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提起这个人，我很敏感。果然，随后几天里，他侃侃而谈，把陆朝龙的情况彻底地给我介绍了。
陆朝龙所在的宽桥公社，年年都有招工名额。特别是市区的宾馆、饭店，每年总要到他们那儿招收服务人员，指定要姑娘，五官还要端正一点的。如果能转点到市郊的宽桥公社来，一两年内进上海，那是没问题的。
爸爸和我之间，只剩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了。就让我主动捅破吧，省得爸爸为难：
“爸爸，有什么办法转点到市郊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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