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胡说！一看你那样子，就是个逃票的知青！”
“我是回屋头嘛！”我委屈地叫起来。可一听清自己的声音，我就傻了，两年来生活在贵州乡下，我已学会了一口贵州话，慌忙之际，我回答人家时，吐出来的全是贵州腔，这还怎么能冒充上海人呀。
我懊悔极了，到都到了，列车上没让人逮住，却在车站被人抓住了。
胖子招了一下手，眨眼间围上来五六个戴着上海民兵红袖章的壮汉。你一言我一语，都在教训我。
他们是一伙什么角色，我心头是清楚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就是原先“文攻武卫”指挥部。这是夺权的造反派自己抓起来的武装，惹恼了他们，那是要被拖进去打的。我忍气吞声，随他们说什么都不还嘴，跟着他们朝车站大门口走去。
一会儿工夫，就赶上了下火车的旅客人流，见我被围在中间，多少人的脸朝我转过来，多少双目光刺向我的脸啊。我简直不敢朝两边瞅一下。我想站停下来，等人们走光了，再朝前走。可刚停下步子，五六个民兵异口同声朝我呵斥起来，下车的人流干脆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了。
哎呀，越来越糟了。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走吧，我随你们走，随你们摆布啊。老天爷，我那九泉之下的妈妈，我那还在干校的爸爸，你们谁能想象，我今天受到的这种屈辱和难堪啊。我不是想逃票，我是没有钱哪。
押进出口处旁边那两间屋子以后，五六个民兵完成了使命，重又出去抓“在逃犯”了。
我一看，哈呀，两间屋子里关了三五十人。门口站着两个值班的，屋子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一手拿着本硬纸簿，一手拿支圆珠笔，他的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三个人都穿铁路制服，态度也不像民兵那么凶神恶煞。
再看那些被抓进来的，有愁容满面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若无其事谈笑风生的。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同案犯，我的心头不像开初那么慌张了。我好奇地瞅着屋里的动静。
拿硬纸簿和圆珠笔的人在逐个询问，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省插队落户，哪个站上的车，上的是快车还是慢车。问清了，好，补票。他身旁两位妇女早在讯问过程中，一个翻列车时刻表，一个翻里程价格表，等他伸出手来要钱补票时，价格已由妇女中的一位报出来了。
掏钱补了票，他挥挥手道：“走吧。”又接下去询问第二个。既不和颜悦色教育逃票者，又不厉声训斥。
有说没带钱的，那也难不倒他。只不过多提几个问题，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工作，记得电话号码吗？记不得也没关系。他撇下这个没钱补票的，又问下一个。而两个妇女中的一位，就走到电话机旁，操起话筒，问电话号码，给逃票者的父母单位挂去电话，大声报告他们的子女回来了，没买车票，现在正押在火车站，请立即携款来补票，带回自己的子女。
有不愿说话，不愿报家庭地址、报父母单位的，也有痛哭流涕哀求的，甚至冷嘲热讽骂他的，都不会引得他激动。他只是默默地瞅你几眼，然后走到另一个人面前，照样机械地、温声和气地发问。
见他问过了两三个人，我就在扪心自问，我怎么办，身上没钱，要有钱，我还会落到这个地步吗？要报父母的工作单位，我怎么报？爸爸在奉贤的“五·七”干校，电话打通，他赶上来，至少要等到晚上。再说，爸爸是那么种身份，消息在他们干校传开，影响了他我怎么担待得起？
钱，都为的是钱。直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我焦急，我难受，可我仍是一筹莫展。
“叫什么名字啊？”终于问到我头上来了。
“我……李丽……”
“真名还是假名？”
天哪，这人真厉害，对其他人没问这一句，为啥我一答话，他就追问呢。
“真的。”
“在农场还是插队？”
“插队。”
“哪个省？”
“江西。”
“什么县？”
“铜鼓。”阿弥陀佛，幸好我记得，下脚坝知青点的姑娘中，有一个总和江西铜鼓县的同学通信。
“什么公社什么大队？”
“歇凉公社下脚坝大队。”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了，只好把歇凉寨大队下脚坝生产队搬到江西铜鼓县去。
“好。在哪儿上的车？”
“向西。”我记起了江西有这么一站。
“补票，十四块七。”他说得那样肯定，无须身旁的助手替他核算一下，准有过一个向西车站上车的人撞在他手里了。
“我……我没钱……”
“真没有？”天啊，我准在哪儿露出了破绽，他怎么对我盯得这样紧呢？
“真的没有……”我掏出了皮夹打开来，又翻衣袋。
“没钱你为啥回来？”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