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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没说完，他伸出一双大手，猛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抓得好猛，抓得我好痛。
我手里的茶杯失落在地，没发出很大的声响。
油灯晃悠悠的光影里，他的一双眼睛里欲火迸射。
“放手，我喊了！”我冷冷地说，还算镇静。
他扭歪嘴笑了：“喊吧，没人听得见。我婆娘娃娃都喝娘家兄弟的酒去了。”
我突然感到自己像只笼中鸟一样无计可施了，同时又紧紧地抓住了手里的电筒。一路上走来，我还没亮过一次呢。
吴大中换了一副略带讨好的笑脸，声调也缓和下来：“没人晓得的。依了我，有你的好处……”
“呸！”我忿忿地唾了他一口。
他惊愕地缩回手去抹着吐到他脸上的口水，嘴角露出一丝狞笑。
没待他重新伸手，我抡起手中的电筒，照准他的脑壳，用尽全身力气，就是狠狠地一下：
“叫你欺负人，叫你不怀好心！”
在他一声惊叫响起时，我顺手拉开了厢房门，一头冲进了雨扫风号的院坝，拼命跑进黝黑的山野，茫无目标地朝前跑、朝前跑。
耳膜里，似听到吴大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什么，还粗声粗气喊了我几声。可待我跑得两脚沾满稀泥，气喘得直想呕吐，被迫停下来时，四周围除了无边的黑夜，除了减弱了势头的风雨和隐隐绰绰的树影，除了远远近近的山峦勾勒出的曲线，啥也没有。
我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心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两条腿在寒颤似的抖动。我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真想哭，真想朝着苍天嚎叫，可我连哭的力气和时间都没有，我不能在这里逗留，如果这里还是歇凉寨大队的地盘，我还有危险。
我必须走，走不动也得走。
吴大中没有胡说，天是近拂晓了，黑黢黢的山坡上的一切，已能依稀分辨出形态。
我在一大坨突出的山石下头避了一阵风雨，等到晓色初露，朦朦胧胧的山野显露出它的雨后色彩，我又撒腿往公路上跑。我不能在这儿生活下去，不能在这不是人呆的地方任人侮辱和宰割。
我要逃回上海去。
到了公路上，雨停了，风也刮得不那么凶了，算我运气，身后开过来的第一辆卡车，见我一招手，就停了下来，答应把我带到县城去。
县城里有班车开往贵阳，到了贵阳，就能搭去上海的火车。上班车无法混票，而上火车，我想买票也没钱。身上的皮夹子里那几块钱，买了一张班车票后，仅够在火车上买盒饭吃了。
幸好火车严重超员，幸好贵阳火车站几乎无人管理，幸好我啥也没带，拼命地随着蜂拥而上的乘客挤到了车厢里的盥洗处。
噢，这是提心吊胆的两天两夜，这是疲劳至极的两天两夜。除了买饭票，除了吃饭，除了上厕所，差不多所有的时间，我都把脸埋在臂弯里睡觉，睡不着我也把脸埋着。我怕人家注意到自己，怕列车员对我进行询问，怕查票。后来听人说，每天晚上九点左右，长途车上要查一次票。
我像害怕上法庭一样恐惧地等待着夜晚来临。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心跳如擂鼓，坐立不安。始终没有使用的盥洗池旁那块镜子里，映出我紧张的发白的脸色，眼睛里是一片惊慌。只要穿着铁路制服的人出现在我跟前，我就拼命地用牙齿抵住自己的舌头，不使上下牙齿打架的格格声传出来，不使自己沉不住气而喊出声来。
谢天谢地，不但第一天晚上没查票，连第二天晚上也没有查票。
高度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我就昏昏沉沉地一路上睡到上海车站。
听知青点去年回沪的男知青说过，混票到了上海站，不能从正门进出，可以沿着铁轨，往旱桥方向走，走个两三站路，就能绕出上海车站了。我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手上什么东西都不提，谁会想到我是从遥远的贵州回来的呢。
下了车，我尽可能装得坦然自若，尽可能显出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逆着提箱扛包匆匆而行的人流，往旱桥方向走去。
刚走出一二百步，一个披蓝布棉大衣的胖子从横里插到我跟前，吼道：
“喂，站住！你到哪儿去？”
“回家去。”我停下脚步，轻轻说。
“回什么家啊？”
“回自己屋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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