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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说，要提醒玉苏，该学会独立生活了；玉苏不再是个孩子了……”
“我早说了嘛！我不是孩子，我是个大人了。”我撅着嘴对爸爸道。
尽管爸爸说妈妈很好，但我却感到，爸爸去了这一趟，脸色、眼神全变了，变得苍老、憔悴，变得忧心忡忡，似有啥难言之苦。第二天从学校回来，我还看到从不吸烟的爸爸，呆痴痴坐在椅子上一口接一口地猛抽着烟。
昨天晚上气温骤降，西北风把小楼旁广玉兰树的叶子“哗啦哗啦”撩拨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起床，爸爸就让我给妈妈送毯子去。他好像忘了，仅仅只在两天以前，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那不是我去的地方。
捧着毯子，一条提花羊毛毯子，我到妈妈上班的区委会去了。区委大院里闹翻了天，整幢区委大楼，仿佛被巨幅标语、大字报包了起来。迎面一条巨幅标语，从区委大楼顶上，一直书到大楼墙脚：“殷晨芳不投降，就叫她灭亡！”那粗直乌黑的大字，一看就晓得是用大板刷写的，妈妈的名字上头，还用红笔打了几个大叉叉。乍一看到，这条顶天立地的标语，就好像在向我张牙舞爪，朝着我扑过来。我惊骇地垂下眼睑，心怦怦跳着，往大楼里走去。一路上，到处都能见到打着叉叉的妈妈的名字。
果然不出我所料，妈妈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阶级敌人。照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来说，我应该同她划清界限。可她总还是我的妈妈呀，我还得给她送毯子进去呀！要不，到了夜里她要挨冻的。
妈妈被关在哪儿呢？我懊悔离家时匆匆忙忙，没细细地问一下爸爸。
正在走廊里东张西望，有人朝我厉喝一声：“干什么的？鬼鬼祟祟的，想搞阴谋诡计吗？”
我循声望去，拐向楼梯的转弯处，站着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脸上油津津的，一双突暴的蛤蟆眼射出两股凶光，直瞪着我。
我慌得几乎瘫倒下去，嘴张了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人朝我走过来，我觉得他好像要打人，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两眼惶恐地瞪着他。以前我也到妈妈单位来过，依稀记得，这个人好像是区委大院里的公务员。
“你说啊，要干啥？”这人走到我前面两三步远，站停下来了，恶狠狠地问。
“我……我给妈妈送毯子……”我好容易憋出一句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恐惧使得我的声音发抖。
这人的一双大手朝我伸了过来：“把毯子交给我！”
我乖乖地把毯子递给了他。
“滚吧，以后别到这地方来。难道你不知道，上头有命令，被隔离的人不能见任何亲戚朋友，包括家属子女。快走。”
走出区委大院好远好远，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凶神恶煞的公务员连妈妈的名字叫啥也没问，他会把毯子贪污吗，他会知道我是殷晨芳的女儿吗，他会错送给另外一个人吗？记得，区委会里，像妈妈那种年龄的阿姨、婶婶，可不是一个两个啊，万一……万一毯子送不到妈妈手里，妈妈就将挨冻，就将因寒冷而生病……我真不敢想下去。可让我再到区委大院去一次，就是拿着棍子赶我，我也不去了。我多多少少还存有一点侥幸心理，我认得这人是公务员，也许，公务员也认得我就是殷晨芳的女儿哩！
这点儿自我安慰，丝毫都不能使我感到轻松一些，相反，越是往回走，我的心头越是沉重。
一个念头那么顽固地出现在我脑子里：莫非，这就是矫楠所说的报应，这就是我家应得的报复。
我明知道，文化大革命同矫楠之间，一点儿都勾连不上。这是一场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而矫楠，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学生。甚至“死猫儿”这样的老师都能治得他无可奈何。可我仍然按捺不住心头的这种猜测，只因为，只因为矫楠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只因为他那副气忿恼怒的神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哦，这件事一直是我心头的阴影。可以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事情会是那个样子。
郁强和余云的“桃色新闻”在全班暴露以后，“死猫儿”专门找我谈话，说作为一个团员、一个积极分子、一个干部子女，对班上出现的这件大事，应该有个态度，应该写一篇批判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在墙报上登出来。
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但碍于老师的面子，还是勉强写了。题目也是沈老师出的：《斥资产阶级思想在我班的泛滥》，我是做命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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