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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多年前的丝绸之路旅程,以及今回草原考察的初期行程,让我跳出了中原中心的狭隘;无垠的西部和北部土地,开拓了我对中国历史的地理范畴的新认识;鲜卑民族的历史旅程,则令我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民族发展的内在特质,有了新的认识。
一走出大兴安岭森林,抵达呼伦贝尔大草原,鲜卑民族的历史命运从此改变。他们舍弃过惯了一千七百年相对宁静的狩猎生活,约六百年生活在腥风血雨中,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铸造了一页耀目的历史。
大鲜卑族是沿着根河顺流向西,再经额尔古纳河向南来到呼伦湖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腹地的。其后契丹族、蒙古族接踵其后,情况大致相仿。呼伦湖和呼伦贝尔草原,总成为走出了大兴安岭森林的民族在此适应和壮大的地方。我们一众同行的同事,乘飞机,掠过大兴安岭上空;坐车,穿越大兴安岭山林,大家都疑惑不解,甚至有点儿失望。地理上赫赫著名的中国最大山脉大兴安岭,全不见崇山峻岭的气势,眼底下却是平缓的河流,起伏有致的森林。到中途才恍然大悟,正因为大兴安岭宽广平缓的山势,西面紧靠着落差不大的蒙古高原,森林偎着草原,似相隔实相连。这样的天然地理环境,让一代又一代的森林民族能够呼啸而出,闯进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也就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另一个帝王州,由此,我们明白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有现象。几千年来,进迫中原以至建立王朝的,总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而不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犹如深谷鸿沟,使族人插翼难飞,只好各自画地为牢了。由第一推寅率领走出大兴安岭的鲜卑族人,辗转在呼伦贝尔草原约生活了一百年,这从六十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鲜卑墓葬群,得到了证明。
按我们的行程作比划,他们走出森林,百年来活动的范围,如今我们乘车,只需一两天路程。以当时的条件,路途固艰辛,更艰难的是要适应全新的环境和草原游牧生活。生活形态的转换,在内在外,都导致搏杀的情景。只要看看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一百多年来,付出了多少血泪,就可以明了。鄂克温族牧民和博物馆长顾德清先生都说,狩猎民族在森林的迁徙,总是顺着河流,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行进的。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其名篇《蒙古访古》中也指出,“从狩猎转向畜牧的生活并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上进的民族总希望向前走。一代雄主推寅带领族人,离开了叠嶂密林,走进茫茫草原,是民族发展的寄望,也是一个赌注。在现今呼伦湖周遭的克尔伦河、伊敏河、海拉尔河、根河和额尔古纳河等地,都发现了鲜卑族的古墓群。我们也专程到札来诺尔和拉布达林等鲜卑墓葬遗址凭吊。众多鲜卑墓葬出土文物证明,来到了草原,鲜卑族人逐渐适应由狩猎到畜牧的转化,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但仍保留某些森林生活的传统,如使用桦树皮做工具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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